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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针对孟子与庄子的文学呈现背后的成因进行比较研究，藉由比较孟子和庄子各自的思想与其文学写作的关系，并从他们的文本分析中，比较两人的文学写作与其思想间的对应关系是否一致；主要探讨的三个问题依次是：他们的修养论如何形成他们的语用观、他们的思维方式如何影响他们的写作手法，以及他们的文风与圣人观之间的联系。
关于第一个问题，认为孟子与庄子语用观的形成深受其修养论的影响。孟子主张“知言”、“养气”，他不仅从孔子处继承了“知言以知人”之“言的表征义”的观点，他更进一步以“言语”作为自我省察的手段，因而言说更是个人心志的外在具体呈显。庄子的修养工夫主要是“心斋”、“坐忘”，因而他更看重言语之“工具性”，但这并不表示庄子草率以对，相反地，他对言语的本质与功能有深刻的探讨，同时将其使用技巧发挥到极致；另一方面，也注意到庄子将言说分成论、议、辩种种层次，战国诸子都属于“辩”的层次，庄子不与之相辩，而以寓言故事来传达他的思想，这样的区分或可缓和庄子所面对的自身理论与实践上的矛盾。此外，我们也指出了郭象的《序》里所说庄子“言唯谨尔”，即真正庄子的言语尽管带有含蓄的嘲弄，却决不至于嬉笑怒骂、冷嘲热讽，更遑论以“愤怒”或“反抗”等字眼来形容他或他的文章。
关于孟子与庄子的写作手法与思维方式，认为孟子的写作以比喻见长，这样的写作手法乃是其“类推”思维的具体展现，包括了“类比”中的比较与类推，和属于“推扩”思维的“推己及人”、“推人及己”和“回环推演”；孟子这些思维继承自孔子所特别强调之《诗》的“兴发”义，注重读者本身的联想感发，到了孟子便有“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主张。庄子写作的最大特点是“庄言若镜”，他使每位读者在阅读《庄子》时，都产生一种属于自己的理解，而其根源，则在于庄子的出之以“无心”。《庄子》中“三言”的提出令后世《庄子》文学研究者有所依循，但本文认为《寓言》篇中庄子后学对“寓言、重言、卮言”的定义仍有商榷之处；以为，庄子之“寓言”乃是将思想概念寄寓于外在的各种具体的人、事、物或故事；“重言”则是以夸张、加重、强调的笔法来凸显人物或情节，以引发读者主动思索；“卮言”则是就世人的相对而言相对，于相对中衬托出“道”的绝对性。孟子与庄子的思维都同样继承了传统中国人“具体性”的思维方式；此外，孟子与庄子言说时的极大压力，造成他们强烈的“形式主义”，两者相加便促使孟子和庄子都采用具体的、形象的事物或故事来传达抽象的概念，以达到最佳效率和效果；但另一方面，孟子与庄子不同的语用观与思想主张，则造成他们两人迥异的文学写作。
关于孟、庄的文风与圣人观，我们注意到两者之间的类似性。孟子包括“性善说”在内的许多主张，其实并没有严密的逻辑推理或历史证据，而更多是他自己的“实践体悟之知”，难以用文字或概念推论证明，却在他文章沛然不可抵御的气势中表露无遗。在《庄子》中，庄子的圣人境界是“神人、至人、真人、圣人”，注意到他们共同具有“游”的形式，和“道”的体现，而“游”的精神运用于文学写作，便是书写视角的多变与广阔，从而型塑庄子寓言之“谬悠、荒唐、无端崖”风格；“道”的依归则令庄子的一切言说都不离他所要传达的“道”的本体，两者的配合，交织成庄子文学写作上的收放自如。
综而观之，认为孟子和庄子的修养论对其各自的语用观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思维方式也左右了他们各自的写作手法；而修养论与思维方式构成其思想中的理想人格形象，语用观与写作手法，则构成其文风整体的呈现；因而在体会其圣人观与感受其文风之时，会有极为类似的美感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