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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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东向政策”于20世纪90年代初启动,这一政策旨在提高印度与东盟国家的关系,寻求发展贸易和投资机会,以改善印度在冷战结束后不利的战略环境。随着东向政策的不断发展,它的政策实践范围已经扩大到东盟以外区域,涵盖了更广泛的东亚和现在的印度-太平洋地区;它的政策内容也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合作,而是朝着更大的政治互动和安全合作方向发展。这一政策发展在莫迪的领导下迎来新的变化,即印度将“东向政策”更名为“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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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东向政策”于20世纪90年代初启动,这一政策旨在提高印度与东盟国家的关系,寻求发展贸易和投资机会,以改善印度在冷战结束后不利的战略环境。随着东向政策的不断发展,它的政策实践范围已经扩大到东盟以外区域,涵盖了更广泛的东亚和现在的印度-太平洋地区;它的政策内容也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合作,而是朝着更大的政治互动和安全合作方向发展。这一政策发展在莫迪的领导下迎来新的变化,即印度将“东向政策”更名为“东向行动政策”,以表明印度将采取比之前更积极、更注重行动的政策。本文旨在研究莫迪政府在推动印度东向政策转型的原因及对这一政策未来走向做个理论性预测。既有的研究大多围绕印度东向政策的战略逻辑和东向政策内容及其成效展开分析,分别存在着解释力不足和理论化不够的问题。本文在对比和分析辛格政府时期和莫迪政府时期印度国内外环境差异的基础上,借鉴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分析框架,提取了战略环境作为体系变量,把领导人认知、战略偏好与国内-社会关系作为中介变量,对莫迪政府时期印度东向政策调整的动因进行分析。此外,本文还利用新古典现实主义分析框架对印度东向政策的短期和长期的未来走向做出了分析。本文研究发现,莫迪在2014年对东向政策做出的调整是在体系层次变量和单元层次变量综合作用下推动而成的。在这一过程中,体系层次变量是促使莫迪政府时期将“东向政策”升级为“东向行动政策”的主要动因。由于中国崛起和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实施,进一步推动了亚洲地区国际格局变革,随着印度实力的不断提升,印度能够保持高度的战略自主性,这让印度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战略环境变得更具包容性,为印度东向政策的调整提供了基础。而由于中介变量发生变化,即印度领导人的变更导致领导人认知出现差异,印人党的上台也使得印度外交战略偏好发生改变以及印度教民族主义对印度国内社会关系的影响,使得面对同一体系刺激的辛格政府和莫迪政府在东向政策的构想和实践中产生了差异。在中美竞争将保持长期不变的情况下,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变化将持续影响东向政策的未来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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