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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刑失衡现象一直以来是中国审判工作中面临的问题。为克服量刑偏差实现量刑均衡、达至司法正义进而塑造司法公信力，本世纪初，中国司法机关以针对如何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为核心开展了艰苦卓绝的量刑规范化改革运动。因为量刑规范化改良运动缘起于司法实践而非起步于逻辑演绎，所以本论文着力从实证的角度考察中国的量刑规范化。 本论文共分五个部分。其中第一章描述了量刑规范化的基本理论。笔者认为，既然量刑规范化机制源起于司法实践，因而在定义量刑规范化概念时应特别突出其实践意义。由于量刑规范化的核心机制在于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那么，必要性、可能性及其目标指引则成为梳理量刑规范化内涵的重要线索。借助于域外和中国历史上的量刑改革得失，可以清醒地认识此次量刑规范化的历史地位，从而更为准确地给予其现实定位。即此次量刑规范化的路径是从如何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开始，最终落脚点在量刑公正、司法正义上，因而对于中国的刑事法治而言具有建设性意义。 第二章笔者描述了中国量刑规范化运动尝试阶段中的姜堰模式。了姜堰市人民法院所实施的量刑规范化机制中的实体要素，即如何设定量刑基准、如何设置量刑比例以及如何规范量刑的方法与步骤。之后，分析姜堰市人民法院量刑规范化机制的较有特色的程序设计，即量刑平衡机制和刑种协调机制。其中刑种协调机制包括异种自由刑之间的协调、生命刑与自由刑之间的协调、自由刑与财产刑之间的协调、自由刑与资格刑之间的协调等。最后，在肯定了姜堰市人民法院在量刑规范化运动中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指出了其弊端与掣肘。 第三章分析了山东省淄川市人民法院的量刑规范化模式。淄川模式的核心特征是电脑量刑，因而笔者首先对电脑量刑进行了特征扫描，并分析了电脑量刑的利弊。通过对电脑量刑和淄川模式的核心透视，笔者发现力求精确化量刑是淄川市人民法院量刑规范化的运行路径。在给淄川模式准确定位之后，笔者分析了淄川模式的前景与局限。并且得出结论即规范化量刑并非精确化量刑，而量刑精确化的最终走向是量刑机械化。 第四章笔者以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改革扩大试点范围为分析背景，预设了中国量刑规范化的趋势，即量刑独立机制的构建。首先通过比对参与全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多家法院的实践经验，可以发现，量刑规范化运动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而最高人民法院的适时参与和及时引导实乃明智之举。而通过考察最高人民法院的量刑规范指导意见发现，以量刑建议制度和量刑答辩制度为核心制度的量刑独立制度将是中国量刑规范化的必然选择。其中量刑建议制度是量刑独立制度的逻辑起点，量刑答辩制度则是量刑独立制度的核心命题。 第五章从理论上论证量刑规范化的合理性。笔者论证了中国的量刑规范化究竟该由最高人民法院还是基层人民法院发起?通过对国外经验的考察和我国已经开展的量刑规范化的经验归结，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的积极参与和及时协调并指导是中国量刑规范化深度开展的必要保证。这一主张也在论证量刑规范化的权力来源时得到巩固。对于量刑规范化的权力来源，笔者以量刑规范化的文本规范由谁赋权为切入点，通过对国外立法模式和司法解释模式的权衡并结合中国的司法实践，得出当下中国，司法解释模式乃较为妥当方式的最终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