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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财政支出与GDP都呈现出高速增长的态势。以1978年为基期，扣除价格因素，我国1979-2009年之间的GDP年均增长率为9.76％。期间，我国的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也大幅扩张，1982年财政支出为1964亿元，2009年增至43819亿元。从国内外的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来看，财政支出可以通过多种路径来影响经济增长，其结果既可能是促进经济增长，也可能是阻碍经济增长。 一直以来，我国政府都在不断深化经济体制和财政体制改革，试图在制度层面更好地实现资源配置，从而提高资源使用的效率。1994年，我国推行了分税制改革，这一改革无论对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都产生了较为显著的激励。基于分税制、财政支出结构和规模的研究一直都是财政经济领域的一大难题，目前，学术界尚未就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形成统一的结论。从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来看:与其它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中国政府的作用更加强大，中国政府收支的规模及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更为巨大。研究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需要解决三个主要问题:第一，大规模的财政支出既可能刺激宏观经济向前推进，也可能因为其存在的“拥挤效应”对民间资本形成挤出，从而阻碍经济增长，因此，需要解决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究竟存在何种关系，这也是本文的主要问题;第二，需要分析不同地区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考虑到中国是一个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财政支出的结构和方向会对经济增长造成影响，本文选取不同地区省市的财政支出、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数据通过图表分析进行说明;第三，需要分析不同性质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将政府支出划分为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两类已成为学术界普遍接受的标准，本文在分析不同性质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也沿用这种方法，将11个财政支出分项划归为生产性财政支出与非生产性财政支出两类，进而分析这两类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首先，本文对已有研究进行了回顾。根据本文所要探析的主要内容将已有文献分为三类。第一类文献分析的是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总体影响以及与此相关的我国最优财政规模;第二类文献探讨的是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与影响，这类文献中的国外部分主要通过跨国数据比较不同性质的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第三类文献是研究财政分权、地方财政支出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这一部分的文献主要来自于国内。接着通过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模型对财政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理论解释。标准的拉姆齐-库斯-库普曼斯模型认为代表性家庭是具有前瞻性的，能对政府支出与税收融资的可能的未来路径做出权衡，如果政府支出对资本存量与实际利率影响较小的话，那么，真实产出的变化也很小，或者说，财政支出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变化没有显著的影响。 接下来在实证研究部分，本文采用省级面板数据通过system-GMM模型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检验，发现财政支出对全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对于落后地区，财政支出也促进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尽管三年平均的数据回归出来的结果可能不显著，而五年平均出来的结果则比较显著;为了厘清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本文采用了联立方程进行检验，其结果与system-GMM模型检验的结果相一致，即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有不显著的正向影响，此外，联立方程模型的检验结果还表明经济增长对财政支出具有不显著的正向影响;在考虑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后，本文还运用格兰杰检验对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进行探讨，发现二者都是对方的格兰杰原因。为了更细致地分析财政支出分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本文采用了OLS分析不同性质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生产性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格兰杰检验通过，非生产性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格兰杰检验通过，表明生产性财政支出、非生产性财政支出分别与GDP互为彼此的格兰杰原因。 最后，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三条政策建议:第一，积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影响三年平均财政支出作用效果的因素有很多，市场体系的不健全是其重要原因。凯恩斯学派的乘数原理解释了政府支出乘数效应的大小直接影响着财政政策的效果，而政府支出乘数主要由市场机制的完善程度、市场环境的公平程度等系统性因素决定。因此，需要加强市场体制改革，提高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作用。第二，继续深化以分税制为核心的财政体制改革。1994年我国推行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都呈现出稳定增长的态势。财政支出需要发挥作用必须以充足的财政收入为基础，而分税制改革大大改善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情况。分税制改革在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权的同时，也扩大了地方政府的事权。不断扩大的财权和事权使得地方政府能够有效地运用财政政策促进本地经济发展。第三，中央政府应该有步骤、有计划地将财政支出更多向欠发达地区转移和落后产业部门投入。在财政支出总量一定的前提下，加大对落后地区的财政支出力度，既能够降低政府支出在东部发达地区的挤出效应、加强该地区民间资本的作用、扩大该地区的内需，又能够帮助落后地区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引入发达地区资本和国外资本，加大财政支出向落后产业部门投入的作用机制亦如是。总的来说，优化财政支出在不同地区、不同产业的分配结构既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也有利于提高全国的宏观经济运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