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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时期是我国历史上风俗记录的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的史、志、杂著中时时能窥见风俗的记载，其作者已经初步形成了各自的风俗观。就史学史的研究而言，两汉史学对社会风俗的关注与前代相比有较为明显的进展，对后代史学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显现出一种“承前启后”的特质。这既反映了当时史学的发展态势与时代特征，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新的史学现象，对这种现象进行系统的考察，探讨其原因、意义与影响，对史学史的研究无疑是必要的和有意义的。需要说明的，由于两汉史学对风俗的记述在《史记》和《汉书》中较为集中，内容相对丰富，而二书的作者司马迁与班固是这一时期风俗思想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史家，因而本文的探讨更多地集中在了这两部史著中，同时，由于齐鲁地区特定的历史地位与文化影响，较之其它地域在一定程度上更准确地反映两汉史家对社会风俗的把握与认识，因而本文将论述的空间范围集中在这一地区，希望通过这种带有“个案分析”色彩的探讨，能更典型地反映两汉史学在这一方面不同于前代的独特的面貌与特征。当然，在以《史记》和《汉书》为中心的同时，我们对两汉时期其它史著中的相关记述与认识也将进行分析，以便在可能的情况下提高本文考察与论述的“全面性”。 本文第一章主要考察两汉史学中关于风俗记述的史著及其数量可观的原因。首先从风俗定义的角度分析古人对风俗这种文化现象的关注，进而详列两汉时期记述风俗的相关史著，并对其内容、写作特点、作者的风俗观等方面进行了评价，最后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揭示其数量可观的原因。 本文第二章主要论述两汉史学中齐鲁地区的范围及其地位。因为相关史著描述的齐鲁地区时代不同，地域范围自然不无变化，鉴于此，作者试图通过考察齐鲁地区的历史沿革对此加以说明，同时又从齐鲁地区的地位变化探讨两汉史家对齐鲁风俗的关注。 本文第三章和第四章主要比较《史记》和《汉书》在齐鲁风俗记述上的异同，并对《汉书》在风俗上的创新进行分析和评价，最后比较司马迁、班固各自的风俗思想，从时代和个人经历两个方面论证两者风俗思想不同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