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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复交后，在两国相互间的经贸政策较为协调的背景下，中日两国在贸易、企业投资和资金合作等领域的合作发展迅速。本文围绕1972年到2004年中日经贸关系中两国经贸政策的协调、经贸关系的展开、影响因素及在两国对外经济关系中地位与作用的变化进行了分析。 从两国经贸政策的发展过程看，在围绕"支持中国改革开放政策"问题上，中日两国相互间的经贸政策曾出现了一个较为协调的时期。复交后，我国出于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的考虑，在对日经贸政策上，积极争取日本政府对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支持，并尽量扩大对日贸易，吸引日本企业的来华投资。从日本政府的立场看，它出于创造一个较为稳定的地区发展环境和通过经贸往来获得经济利益的的考虑，实施了支持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在西方各国对华制裁的背景下，也并未完全追随西方各国实施对华制裁;出于扩大两国经贸合作规模并利用世界贸易规则约束中国的目的，日本政府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上，也表现出了较为积极的姿态。可以说，正是由于两国经贸政策在"支持中国改革开放政策"问题上的可协调性，才使得复交后的中日经贸合作较为顺利的开展起来。 从中日经贸合作各领域交往的特点看: 首先，在贸易领域，两国的出口结构经历了不断优化的过程，贸易不平衡问题也得到了缓解。中国的对日出口结构经历了由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逐渐向劳动密集型、资本技术密集型出口为主的上升过程;而日本对华出口结构中，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比重正不断下降，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从中日两国出口商品的竞争程度看，我国在资源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已经具有了明显的优势，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方面的差距也减小了很多。但仍然要看到，日本对华出口中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仍然相当明显，并且还有上升的趋势。这种情况表明，两国的产业分工仍以垂直分工为主。在贸易平衡问题上，在考虑到香港转口贸易因素的影响后，中日贸易的不平衡问题已经得到了缓解，自中国入世后，两国贸易基本处于收支平衡状态。 其次，在投资领域，两国间资本流动表现出了较强的单向性特征，日本对中国的投资额要远远高于中国的对日投资额。日本对华投资额累计高达1000亿美元，而中国对日投资额仅为1.37亿美元。从日本对华投资的情况看，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对华投资以间接投资为主;此后直接投资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日本对我国的间接投资主要包括提供政府开发援助贷款、能源贷款等方式。在直接投资方面，日本企业对华投资出现了四次投资高潮;在投资的产业结构方面经历了由非制造业为主向制造业为主的变化过程;投资区域主要集中于我国的东部沿海地区，并由最初的环渤海地区逐渐向长三角地区转移。从投资方式的变化看则经历了以由合资形式为主到以独资方式为主的变化过程。与日本对华投资的规模相比，我国的对日投资的规模较小，其投资领域也主要涉及到非制造业商业、服务业、建筑业和运输业。 从中日经贸关系发展的影响因素看，两国产业结构的互补、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与中日经贸合作机制的形成与运作成为了两国经济合作顺利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在两国的经贸合作扩大的过程中，日本呈现出了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第一、二次产业比重逐步降低的"后工业化"特征。而我国呈现出了以第二次产业为主导，第三产业逐步上升的"工业化"特征，两国产业结构上的互补，成为了两国经济合作的重要前提。而我国实施的对外开放政策为两国经贸合作领域和合作规模的扩大、合作层次的提升提供了政策上的保证。这一时期，两国形成的以"友好协商"为特点的经贸合作机制，则为两国经贸合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制度方面的保障;在这一机制中，各类经济团体的活动也成为了两国经贸合作的重要沟通、协商渠道。可以说，复交后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是在上述各因素的共同影响下进行的。 近年来，中日经贸往来在两国经济对外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从总体来看，中国在日本对外贸易、投资中的地位上升较快，而日本在我国对外贸易、吸收外资中的地位则有所下降。从中日经贸往来对两国经济的影响看，近年来日本对华贸易依存度、制成品进口依存度、在华日资企业利润比重等指标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而我国对日贸易依存度以及以日资企业为主导的外资企业的进出口额在中日贸易额中的比重也出现了上升的趋势。这些数据的变化反映了两国经贸关系依赖性的增强。这种变化同时也显示出，两国经济关系的相互影响的途径正在发生改变，中日经济关系的相互依存关系已经由原来的以资源、市场的互补转向了贸易依存度、企业销售额比重、利润额比重等指标的提高方面。正确地分析这一趋势，有助于更为深入地把握中日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