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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历史中，各种各样的英雄榜样曾经在抗日救亡、国家建设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些英雄榜样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担负着政治动员的责任，为政党的各种政治运动凝聚力量和民心，从而有利于政治动员的有效运行。公众通过对榜样学习和模仿，将附着在榜样之上的价值观内化为自己的行为规范。在“强国家弱社会”的体制下，国家权威掌控着社会，拥有最为丰富的资源，从而能够有效地将“榜样”推广出去。建国后，以“雷锋”、“王进喜”等为代表的榜样成为那个时代的重要词汇，并嵌入了人们的历史记忆中去。现有的研究成果缺乏对“榜样”塑造机制以及榜样符号化过程的深入研究。本文以“雷锋”的塑造为个案，以《人民日报》的报导为分析文本，探讨了“榜样”是如何被塑造出来，然后又是如何运作的。文章的核心观点为:地方政治对雷锋符号的建构与国家权威的建构具有一些不同特点，但在认同国家主流价值观上也具有连续性;在“国家——社会”的特定关系下，国家权威对雷锋符号的建构是“雷锋”走向全国的关键，动员型政治和官员升迁奖赏体制为雷锋符号的传播奠定了体制性的基础;在这一政体下，取悦政治逻辑是各级官员获得政治资源的根本保障，也是他们不遗余力地宣传雷锋的根本动力;但也正是因此，学习雷锋便成为了一种形式，公众认同与官方宣传产生了断裂;雷锋符号的意义随着社会的变迁而不断被政党进行新的书写，官方叙述雷锋的话语不断转型，从共产主义话语转向了服务于“现代化”的现代话语，但转型背后依然有着固化的精神内核，这一精神内核和政党意识形态具有一致性;在时代的发展中，“雷锋”开始被消解，越来越丧失了公众的吸引力，本章最后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反思，问题指向政治与道德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