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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博弈论以传统经济学“理性人”假设为前提，认为博弈者都是绝对理性的，其参与博弈的根本目的是通过理性决策，使个人收益最大化。然而，有研究者先后借助最后通牒博弈和独裁者博弈实验向该假设提出了挑战。研究者们发现，被试在独裁者博弈中的捐赠行为和最后通牒博弈中对正效价提议的拒绝行为，均系统地违背了自利规范模型的预测。研究者们认为，两博弈实验稳定的实验结果表明，物质利益并非博弈者决策的唯一驱动力，人们并不像经典博弈论预测的那样自私和富于策略性。最后通牒博弈和独裁者博弈因而被广泛视为揭示非理性行为的经典范式。
本研究在结合相关文献，对两博弈规则进行细致分析的基础上，创新性地指出这两个博弈范式自身可能存在一些先天不足，以致其无法成为揭示非理性行为的有效范式。本研究通过五个彼此关联的实验，系统地证实了这一设想。
实验1：立足于两博弈范式指导语的非中性化，来批驳其用以揭示非理性行为的可靠性。实验从博弈的核心词“分配”一词入手检验假设。结果发现，在这两个博弈范式中，非中性化的指导语致使被试将博弈总金额视为双方共有，而并非像学者们在推论中默认的那样，将其视为可以独占的资源。人们在两博弈中所表现出的分配意愿，是由于他们认同总金额共有所致，并非违背“理性人”假设。上述结果表明，两博弈范式指导语的非中性化致使其在揭示非理性行为方面存在先天不足。
实验2：着眼于最后通牒博弈中的“否决权”，检验该博弈已从规则上将待分配的总金额确立为双方共有。实验结果证实，在最后通牒博弈中，“否决权”将博弈总金额合法化为双方共有，也正因为总金额共有而使得否决权的存在合理化，所谓“不独占即违背‘理性人’假设”的逻辑并不合理。这表明，最后通牒博弈中所有权的分离(赋予了提议者“分配权”的同时，也赋予了回应者以“否决权”)作为其先天不足之二，致使该博弈无法成为揭示非理性行为的可靠范式。
实验3：借鉴“询问理论”的思路，采用写理由的方法来操作被试对总金额共有的认同程度。该实验结果进一步佐证了实验1和实验2的研究发现。
实验4：借助签字取钱的方法操作共有，以检验在后续演化出的给予版独裁者博弈中，被试的分配意愿之所以不减，亦是因其将总金额视为双方共有所致。该实验发现，在给予版独裁者博弈中，尽管被试被告知“你被给予”一笔钱，但这一貌似对所有权具有明显指向性的陈述，也并未使被试将总金额视为可独占的资源；相反，被试仍将其视为双方共有，这正是被试的分配意愿在该版本中仍居高不下的原因。
实验5：受具身认知理论的启发，通过事先将待分配的资源放置在相对被试而言的不同位置，来操作被试对博弈总金额共有的心理认同。该实验所获结果为本研究假设的进一步证实提供了行为层面的证据。
概言之，本研究指出了最后通牒和独裁者两博弈范式自身所存在的先天不足，立足于总金额共有这一全新的视角，通过多个实验，质疑了两范式用以揭示非理性行为的可靠性。本研究所获得的主要结论是：最后通牒和独裁者两博弈范式本身诱导人们将待分配的总金额视为博弈双方共有。所谓“悖论”，并非是人们的博弈行为违背了“理性人”假设，而是因为以往研究者赖以预测的逻辑起点(可独占)并不是人们博弈行为的真正出发点(双方共有)。可见，最后通牒和独裁者两博弈无法作为揭示非理性行为的可靠范式。本研究所发现结论若经广泛证实，无疑是对最后通牒博弈和独裁者博弈两实验经济学经典范式的一个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