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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组织发展成为了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同时，有关中国社会组织是如何生长的，政社之间是一个怎样的互动关系，社会组织与中国社会稳定之间存在何种关联，社会组织的兴起可能会产生何种新局面等学术论争也一直在持续中。从根本上说，有关争议主要源自于各方论者是以建立在西方经验基础上的理论和模式来裁剪中国实践、还是依据中国经验生长的理论和话语体系来解读中国实践，而对社会事实的认知差异则只是次要原因。其实，中西经济与社会制度不同，历史与文化背景相异，社会组织发展路径也理应存在差异，西方的社会组织理论和模式并不能简单的搬用到中国的实践之中。本研究通过对D区实践的深入调查，清晰的发现一个不同于西方的社会组织发展路径，特点是以党政优势资源引导社会组织快速、健康、有序发展。本文将其称之为引导型社会组织发展模式，以试图解释这一中国实践，并从理论上探讨这一模式在中国的合理性和可持续性。 引导型社会组织发展模式是D区所具有的“天时”、“地利”、“人和”等因素有机统一促成的。“天时”指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党中央、国务院赋予了D区两次历史使命，而这两次历史使命均要求D区在改革开放和机制体制上发挥先行先试和“排头兵”的作用;“地利”指的是D区开发之初落后的社会事业与“一流目标”的落差，产生了对社会组织的功能需求，而原行政区遗留给D区的社会组织“质”和“量”的不足，又加剧这一需求矛盾;“人和”指的是D区开发引起全国乃至世界的关注，形成了“一江人才流D区”局面，造就一批具有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开发队伍。由此，在旧体制、旧思路和旧方法无法为地方解决紧迫的需求问题提供行动指南的现实压力下，在上级部门等外部建构力量的驱动下，具有创新意识和能力的D区开发者，经过20多年的持续探索而形成的一个社会组织发展的新模式。 鉴于D区社会组织发展具有明显的“党政主导”特色以及一系列制度安排呈现柔性运行的特点，本文选择以政治嵌入为分析视角，并聚焦于政治组织与社会组织间的关系治理问题。通过对D区发展社会组织实践的梳理，从策略建构、制度安排、社会组织反应以及应用价值等四个方面对引导型社会组织发展模式进行系统化理论建构。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所处的时代背景，分析其存在的可能性，指明其未来走向。 本文认为，引导社会组织发展模式乃是地方党政机构平衡社会组织发展的收益与风险之间张力的结果，引导的策略意图在于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并抑制其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地方党政机构是通过发挥党政优势资源的显型与隐型功能，以一系列柔性的制度安排进入到社会组织运行过程之中来实现引导的。社会组织为适应这一制度环境，行动应对突出表现为两方面的特征:一是表达性功能的抑制;二是政治关联。而模式的应用则产生了一个党政主导的参与式治理格局。 尽管引导型社会组织发展模式存在一些困境，还是一个尚未定型的模式，但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赋予了其存在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同时，在中国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其又是一个由计划经济时代国家一元统摄模式向以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为核心内容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方向转型的过渡模式，而其存在意义在于为中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现实可行的实践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