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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武贡举是在吸收借鉴唐武举和本朝武制举的基础上而成,上承唐制,下启明清,完成了武举制度化上最重要的一环。其注重“忠义”的指导思想及具体的操作程序皆为后世所承袭。宋代武学是中国历史最早的官方军事教育制度和机构,是宋代教育、科举发达的产物,对明清及近代军事学校有启发意义。宋代武举、武学发完善了军事人才的培养、选拔机制,也标志着我国全面进入科举和教育社会。在文武分途的趋势下,武举、武学是中国转向“文治”社会的产物而非“尚武”精神的体现,同时它也促进了“文治”化过程,并且随着“文治”的传播而在东亚各国得以实施。
本文第一章,梳理宋以前的军事人才选拔制度,追溯武举之源流,以明瞭唐代武贡举与制举的区别。
第二章,全面考察宋武举制度。宋武举的设置基础是由军事实践的需要与矛盾,同时在思想上完成了“以文驭武”的统一过程。其荐举与保结结合的应试资格要求是与唐武举、宋文举不同之处；考试内容分武艺和程文,而“以策问定去留,以弓马定高下”的录取原则明显强调“文”,其绝伦科也由照顾武艺优异者变为以选拔文武全才,考试程序为比试、解试、省试、殿试,由兵部主持,其除授经历了由微趋重、由单一而多元的变化过程。本章对武举特奏名、类省试与童子科等特殊情形也作了介绍。
第三章,指明建立武学的思想与设置武举一致,其现实基础则是宋代发达的教育体系。其生源、教学考试考试与除官等方面与武举极为相似,而其管理模式、师资、教学内容及建筑选址等都倾向于“文”,尤其强调“忠义”思想的灌输。对宋代地方武学亦有深入探讨。
第四章,就社会及日常生活方面考察武举、武学。其及第(含舍选)后庆典活动照文举和太学规模而略异,在地方上则因地域差异而不同,但都有鹿鸣宴、武状元坊、登科录等以示荣耀。考试或入学前则有贡士庄、义约、卷子会等助考、助学的举措。武学生的生活也得到国家的关照,是特权阶层,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因此,武举、武学已经成为科举社会中的重要部分而被认同。
第五章,从军事著作角度看武举、武学对宋代文化的影响。用于武举、武学的《武经七书》奠定了我国军事理论基石,而因武举、武学而掀起的文人为兵书作注、自著兵书、官修类书型兵书等则大大推动了军事研究,而由武举人所著的施子美《七书讲义》、华岳《翠微先生北征录》及李远《青塘录》有较为特殊的价值和意义。然而不管是《武经》的出现,还是军事研究热潮的都不是“武”地位提升的表现。
第六章,武举、武学生热衷于从事文教活动,大力兴学,并有不少文集行世。其存世之文,多为应用文,各随时代风气而变化,总的特点是少有描写军事之作。其诗歌面貌多样化,有体现“武”之本色的边塞(或日军旅)诗,也有“壮士横朔”的诗风,但以儒雅之风为多,甚至不免道学气,而宋末的则多苦吟。唯华岳在诗、文、词的题材和风格方面体现出“文武双全”特点,堪为武举文学翘楚,对政局多有正面影响。
结语部分,从宋武举、武学的外部和自身因素,对之作一评判。考宋之武举、武学生缺少军功的原因在于其在军中数量远少于荫补、材武等入仕者,且在军中受排挤。武举、武学生的军事实践,也不乏建树,但总量不大,功勋不显著。而宋代本身的军事策略、战略以及具体战术等诸多问题导致其“不武”,再加之其制度设计的缺陷及操作层面的失误,是不宜独罪于应试者。要之,武举、武学是文官在军事领域实现“文治”的手段和措施,而除此并无更好办法,故饱受非议而不能废除。宋武举、武学对其它朝代和国家的武举、武学有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