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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Goldsmith(1969)的开创性研究出现以后，经济学界对于金融发展，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但是大部分已有的研究普遍存在以下两个问题：1，只是从金融发展单方面来考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2，忽视了经济发展阶段与金融结构之间的内在联系。
本文认为，正是以上两个方面的研究角度的不足，制约了现有理论的解释力，也导致了实证研究的结论往往相互矛盾。本文正是在这一点上做了改进，将金融结构的研究置于实体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之上，来考虑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那么评价一国在一定发展阶段的金融结构是否有效的标准，就不再是该国金融结构与发达国家金融结构的差异或差距，而是本国金融结构是否与本国现阶段的实体经济发展需要相适应。对金融结构是否满足了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结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可以用三个维度来考量：
宏观维度，金融结构是否有利于优化储蓄投资转化机制是根本；
中观维度，金融结构是否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关键；
微观维度，金融结构是否有利于改善治理推动企业成长是基础。
本文也正是从以上三个维度，结合中国实际，对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理论与实际考察，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从金融结构是否有利于优化储蓄投资转化机制来看：我国储蓄投资转化机制目前仍是国有银行主导的数量扩展型金融机制，银行在储蓄投资转化率的影响因素中占主导地位；而股市的发展虽然不能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储蓄投资转化率，但是却能较大的作用于转化的效果--资本边际产出。
2，从金融结构是否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来看：我国银行信贷对产业结构调整发挥了较大作用，促进了我国工业化进程，但资源配置效率较低，引发了结构的失衡；以股票市场为代表的证券市场是促进产业调整的重要渠道，但由于我国股票市场发育尚不完善，其产业结构调整效应尚未表现出来。
3，从金融结构是否有利于改善治理推动企业成长来看：我国银行中介在公司治理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但我国银行业结构与企业成长缺乏适应性，不能有效解决我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我国证券市场发展严重失衡，过度利用其融资功能，对企业治理作用不大，企业债券市场亟待发展。
从以上三个维度对我国金融结构与实体经济发展关系进行研究之后，我们初步了解了金融结构作用于经济增长的三种现实途径或机制，也更加明确这一机制迄今为止的作用效果，从而基本勾勒出中国金融结构的面貌。在对每个分力进行研究的基础上，那么进一步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三个分力的合力有多大?中国的金融发展究竟对中国经济增长有多大贡献?这其中，银行中介与证券市场的贡献又各占几分?中国现有的金融结构是否有利于经济增长?
本文最后两章即是采用实证方法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主要结论如下：
1，在短期，是实体经济部门对增加资本要素投入的需求，导致了随后的金融发展。然而，在经济增长的变化与金融发展的变化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2，在长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存在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在影响经济增长的四个因素中金融发展作用最大(其次是资本存量，劳动投入，最后是对外开放)，同时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双向的因果关系。
3，1978-2005期间，中国金融发展的确促进了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具有反馈作用，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大。结合前文有关中国储蓄投资机制的历史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中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是通过国内银行信贷比重的不断增长而发挥作用的，并且国内信贷规模增加的速度快于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
4，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信贷推动作用，但银行中介的资金运用效率不高，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未完全发挥出来。股票市场的融资功能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相当有限，但其在优化资源配置方面还是胜于银行部门。
我们的发现对“金融发展导致经济增长”的假说提供了支持。这意味着中国金融体系的深化改革，银行中介和金融市场的再造与创新，增加金融服务的供应，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将有利于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
根据以上讨论，我们可以看出：中国金融结构需要进行调整，调整的目的是更好的满足储蓄投资转化需求、产业结构升级需求以及企业成长需求，更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上述目的的实现可依靠的主要手段应是致力于完善金融体系，提高金融的运行效率，而非单纯追求银行信贷或证券市场规模和数量的扩大。具体的政策含义有以下几点：
深化国有银行改革，形成有效激励机制，提高资金运营效率，从而进一步优化我国储蓄投资转化机制；
健全和完善证券市场结构，大力发展企业债券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率，从而进一步改善治理促进企业成长；
加强法制建设和金融监管，为完善金融体系，规范各方行为提供制度保证，形成合力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