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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幼健康水平反映了一个国家社会发展的综合实力。由于城乡卫生服务水平的差异以及保障管理的缺乏，我国流动孕产妇围产保健问题日益突出。作为流动孕产妇的重要构成，女性农民工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因此，分娩地点的选择和该群体的围产保健密切相关。 本文采用定量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尝试将权威知识理论与安德森服务利用模型的整合作为分析框架，运用生活史的叙事方式，通过对分娩地点选择这个研究结点，向前、向后推演和展现分娩前后女性农民工的生活图景，从而推断对她们分娩地点选择的影响因素。 研究发现，有过流动经历的女性农民工，以返乡分娩为主，且多为住院分娩。 宏观社会因素对女性农民工的分娩地点选择具有重要影响作用。生育文化方面，生育文化作用于个体，表现为个体的权威认知。分娩地点选择与个体对生育的权威认知有关，而这一认知是个体与环境互动的结果。被访者对月子格外重视，月子被视为一套关于生育知识、文化、家庭伦理关系的传统。作为地方性知识，它植根于乡村文化的土壤，是女性农民工依赖和信仰的权威知识。这使得产后照料被认为是影响分娩地点的最重要因素。权威认知也作用于女性农民工对分娩机构的选择，处于安全的考虑，她们接受了住院分娩这一现代形式，但产检次数较少。此外，满月酒等传统文化仪式所承载的重要意义，需要通过乡村亲密的社会网络得以实现。这也是女性农民工选择返乡分娩的重要文化动因。人口政策方面，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非婚生育以及超计划生育的女性农民工更有可能留城分娩。社会保障制度方面，依附于户籍制度的城市社会保障制度所形成的生育、就业、住房等多种福利排斥使得女性农民工在流入地缺乏社会保障，对女性农民工留城分娩形成了较大的经济障碍。卫生机构方面，流入地卫生服务提供的缺陷造成女性农民工对城市卫生服务利用缺乏信任，在流入地卫生服务机构就诊中遭遇歧视或恐于城市复杂的就诊体系是促使女性农民工更倾向于返乡分娩的重要因素。 除此之外，受宏观环境影响之外的个体因素对分娩地点选择也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人口特征方面，女性农民工大多身体健康，且适龄生产，分娩的医学风险较小，使得她们对城市更高的医疗卫生水平并无明显而强烈的依赖感。多数女性农民工留城分娩的医疗动力不足。女性农民工更多地来自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遥远甚至颠簸的返乡路程以及较高的路费或促使她们留城分娩。社会特征方面，女性农民工们在城市的收入不高，对医疗费用的承受能力有限。这使得她们更倾向于返乡分娩。家庭关系和社会网络不仅是日常生活的重要知识来源，前者还为女性农民工提供了产后照料与服务。不仅如此，二者还为女性农民工提供当地可信的医疗资源渠道，带来就诊的方便，使得她们更愿意返乡分娩。认知性需要方面，对产后照料需求使得绝大部分女性农民工选择了能够得到婆婆(或妈妈)照料的地方进行生产。有家族产后死亡史的女性农民工，出于分娩安全的考虑，会选择留城分娩以避免路途颠簸可能引发意外。 总体而言，女性农民工的分娩地点选择更多地受到了来自宏观社会环境的影响。女性农民工的分娩地点选择受到了生育文化的深刻影响，与此同时，城乡隔离的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影响作用同样不容忽视。 针对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以下的政策建议：政策制定的总体思路需充分尊重和理解女性农民工的文化和选择，以女性农民工的而非政策制定者的价值观来审视这种选择。在此基础上，政策制定者应充分考虑到女性农民工的流动特征，使该群体在能够享受到人性化的、自由的、方便的、优质的卫生服务。具体而言，应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加强：第一，优化城乡卫生医疗资源配置，继续加大对农村地区妇幼卫生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投入。第二，保障女性农民工在城市地区接受和当地居民同等的生殖健康教育与围产保健服务，提升服务态度，消除歧视，加大城市基层保健服务供给以满足流动人口持续增长的卫生需求。第三，衔接城乡妇幼卫生服务体系和医疗保障体系，为流动妇女提供稳定、平价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