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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1985年报告首例艾滋病疫情以来，艾滋病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传入期(1985-1988)、散播期(1989-1993)和高速增长期（1994-现在）等三个发展阶段。然而伴随着中国的经济社会的快速增长和发展，个人的选择机会越来越多，艾滋病疫情在中国的传播并没有由此而终止，而是发展为当前的高速增长阶段，并有不断变更传播方式和传播途径的迹象。因此，艾滋病疫情就不再仅仅是个人选择的问题，而是具有了深厚的制度文化等社会经济制度的烙印。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现有的户籍制度和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导致的城乡之间、区域之间频繁的人口流动，被认为是致使艾滋病在国内加速传播的主要原因。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还将不断向前推进，那么在原有的户籍制度和城市化制度不再变更的情况下，流动人口规模必还会与日剧增。彼时，不仅借助于人口流动的流行疾病疫情更加难以得到有效控制，而且流动人口的就业问题、住房问题、子女教育问题、公共卫生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等都将日益凸显。 为了更好地实现城乡间、区域间的健康和谐发展，本课题组于2009年对全国4个主要城市化地区12市的流动人口进行了大样本抽样调查，搜集了有关流动人口各方面的第一手详实资料。通过对调查数据进行严谨的统计分析，发现流动人口针对HIV感染的性风险意识和HIV知识之间的关系表现出了一些令人迷惑的特征事实，其一HIV知识改善了流动人口的性风险意识;其二有完善的HIV知识而没有高性风险意识的流动人口所占比例很大。 为了解释现象存在的内在原因，首先从经济学视角出发建立了具有利他动机的理性人分析框架，并在基本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内分析了可能影响流动人口性风险意识和HIV知识的基本因素。然后，基于已构建的理论分析模型，设计了进行经验分析的Probit计量实证模型，同时对基本的变量设计方法做了初步的交代，而且还对各个变量做了完整的描述性统计。其次，基于前面已有的研究工作，对流动人口的性风险意识和他们所掌握的HIV知识之间的关系做了两步实证分析，其一HIV知识是否影响流动人口的性风险意识（边际影响分析），其二是什么原因致使了大量流动人口具有完善的HIV知识而不具有高性风险意识。通过对数据的计量分析，得到了两类结论，一方面有关HIV的知识能够从边际上改善流动人口的性风险意识。另一方大量流动人口从事于高风险职业（建筑工人、服务业工作人员、跑运输和个体商贩）与流动人口当中存在大量具有完善的HIV知识而不具有高性风险意识的整体人口特征密切相关。而且性风险意识的职业分布特征，还相互支持了“泰坦尼克定律”所揭示的社会个体所面临的客观风险和个体所感受到的主观风险意识服从社会等级分布的规律。从而流动人口的性风险意识就具有了社会经济制度特征。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若干控制艾滋病疫情的公共政策措施。第一，改革城市户籍制度，让有条件的城市流动人口就地落户成为常住人口，以缓解人口流动趋势和减轻家庭异地分离的痛苦;第二，通过各种渠道向流动人口传播有关艾滋病、性病的知识和信息，普及艾滋病、性病防范方法和措施。第三，改善流动人口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提供全社会机会均等的社会阶层晋升渠道，提高流动人口的社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