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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梳理既往学术谱系的基础上,以“环境意志的兴衰流转”为叙事主线,从绿色行政、团体驱动、环境抗争、日常生活四个维度,对中国文明范式之绿色转型的历史积势、当下结构和内在向往,作了环境政治学探索。 研究认为,一国之环境状况如何,绿色转型事业能否顺利推进,首要在其国家意志是否统合、凝聚、有力量。历史地看,1840-2014年,中国环境政治表现出国家意志退出、碎裂而后觉醒、巩固、扩张的态势。因循这一态势,中国环境状况亦上下震荡。1972年以来,随着国家意志的觉醒及此后的不断走强,中国环境事业开始回归到周以降的历史水平。但由于农耕文明与现代文明所催生的环境问题在规模、程度、复杂性上都不可同日而语,因此这种国家意志的走强并未能及时兜住不断后退的环境底线。 作为一种国家之外的因应,企业、社会团体都表现乏力,或是因为经济的、政治的,也或因为文化的原因,整体上不存在内在驱动绿色转型的肥沃土壤。这大概不仅由中国产业结构及政治生态造成,亦与中国环境科技之进展迟滞与学术界政策参与之“集体失声”有很大关联。但是,环境形势不断严峻,已然对国人日常生活、生命安全及经济利益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在科技、学术之外,不得不崛起一种工农抗争。这种抗争,在网络媒体及即时通讯技术的推波助澜下,得以造成一种空前声势。这极大地倒逼中国政府及企业在环境意志上的进一步集中,但却因其表达的非理性、不可控而存在巨大隐患。 尤其在当下中国其他群体性事件高企,国际形势动荡、地区冲突不断的状况下,这种抗争亟待回归理性和秩序。而中国政府一方面要进一步向社会开放政权,让非政府组织之活动更加有力量,并借其实现环境抗争的载体转换;另一方面,要在“生态文明”的旗帜下,真正实现环境治权的集中,以使国家意志得以真正贯彻。这样,在国家与社会有效对话的良性互动中,国家意志与社会意志全面崛起,才有可能形成一前所未有的环境力量。而这力量也才有机会在科技实现根本突破前,充分整合现有技术及可替代能源,兜住环境底线,不至于使国民频频深陷各种环境灾变,进而为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