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科研诚信的治理体系研究:概念、框架与宏观政策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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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研究范式从“小科学”向“大科学”转变,科学研究呈现资本化、多元化、网络化发展趋势,研究体系变得更加庞大和复杂,而且由于科学研究成果与其他社会领域的联系更加紧密,科研失信行为的经济代价和社会影响也更大。在此背景下,科学共同体内部的自净功能日显不足,科研诚信与失信也从学术问题和科学界演变至社会和政府公共政策领域,呈现出由自律逐渐向他律和自律共同作用发展的趋势。随着我国科学研究被关注和重视程度的增加和科技资源竞争的加剧,科研诚信环境愈发严峻,也出现了一些造成不同程度社会影响的案例,如2015年以来,几次国际学术期刊的大规模撤销中国作者论文事件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直接影响到中国学者和科学研究的社会和国际公信力。这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引发了我国新时期科研诚信的治理问题。  科研诚信作为科技创新的基石,科研诚信相关问题治理是创新治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必须根据科研活动及其所处社会环境的变化,通过不同层面的改进和优化,维护和形成更加良好的科研诚信氛围:一是在宏观层面上,对科研诚信建设的历程进行总结梳理,对不同类型的科研诚信政策进行归纳和评估,完善科研诚信政策工具,构建适应时代要求的科研诚信治理体系框架,明确发展方向;二是在中观层面上,推动治理政策措施在各类相关机构中细化落实,优化各类机构促进科研诚信的内部环境,促进机构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三是在微观层面上,增强从事科研领域相关活动的人员和社会公众的科研诚信意识,强化个人诚信自律和社会诚信维护功能。  本研究着眼于宏观层面,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比较分析、政策文本计量分析,以及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在系统整理国内外研究和理论借鉴的基础上,以科研诚信政策文本分析为切入点,梳理了我国科研诚信政策工具和历史演变脉络,在此基础上,尝试确立了当前我国政策语境下科研诚信相关的概念体系,构建了新时期我国科研诚信治理体系框架,就重点政策工具的完善进行分析、提出建议。  一、论文首先对国内外科研诚信相关研究和理论进行了总结和借鉴。总体上,国内科研诚信研究的内容深度和广度,相对于国外明显滞后,表现出三方面的不足:一是缺乏系统性和关联性;二是缺乏实践性和可操作性,尤其缺乏科研诚信相关基本概念的共识;三是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研究多以借鉴国外经验为主,从中国国情出发进行深入具体分析的研究少,能与国际同类研究接轨的研究更少。因此,本论文着重强化了研究的系统性、实践性和针对性。在理论借鉴方面,围绕科研诚信治理的定位、必要性、基础、机制、环境等方面进行了理论概括与运用,进行了科研诚信治理的政策文化环境嵌入性分析,以及科研诚信和社会信用体系联动治理的嵌入性视角分析,提出了在经济商业、公共行政、公民社会,以及伦理和道德四个不同场域中,科研诚信治理的行为、主体对象与制度规范。  二、论文构建了科研诚信治理政策的理论分析框架,从实践层面厘清我国科研诚信政策发展的历史脉络和政策工具体系,并与国外科研诚信政策工具进行了对比分析。基于本文建立的政策边界、政策重心和政策属性三维政策分析框架,我国国家和省域科研诚信治理政策的整体表现为:从政策的边界来看,国家层面科研诚信政策涉及广义科研诚信范围。省域层面的政策比照国家层面的政策边界略窄,缺乏针对违背科研伦理等社会道德行为的规制,政策治理工具一般限于狭义科研诚信范围。从政策的重心来看,国家层面科研诚信政策总体上在三方面保持均衡,但不同政策制定者的重心存在差异。地方层面的政策重心主要集中于保障性措施,特别是诚信文化环境营造和科研信用管理方面。从政策的属性来看,国家层面政策处理科技与社会关系相对均衡,省域层面更注重科技对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和作用,相对集中于“为政策的科学”。  从科研诚信治理的具体政策工具构成来看,国内外政策工具都可以分为建设、规制和保障三大类,但国外的建设性措施相对我国来说比较丰富,相关政策规范较我国更为细化和更具操作性,更注重资助科研诚信相关研究和奖励相关创新举措。在规制性措施方面,相关政策规范无论是对科研不端行为的界定,还是调查和处理的主体责任、程序、标准和依据等方面,都较我国更为具体明确,特别是在国家层面形成了统一的查处标准和配套的法律法规。在保障性措施方面,与我国重视信用管理和改革科研评价为主不同,国外主要是针对学术交流环境的优化,重点在出版规范、开放数据、鼓励交流合作等方面展开行动,促进科研环境的优化。  三、论文对科研诚信相关概念进行了辨析,尝试构建了我国公共政策语境下的科研诚信概念体系。科研诚信是科学研究的职业规范和伦理道德贯彻至从事科研领域活动相关主体的行为中“知行合一”的一种状态,其本质是“诚信价值观的实现”。科研规范和相关伦理道德规范的目的是保证科学研究的可信和卓越,要求相关主体对研究活动本身及社会的“负责”。可以认为,科研诚信包含了“负责任的科研”(RCR)。科研诚信的定义涉及三个要素:主体、行为和规范,随主体和需要的不同,呈现出一个从窄至宽的定义“谱系”。科研诚信的建设和保障对应的是较广义的科研诚信,对科研失范的规制一般对应相对狭义的科研诚信,主要依靠科学共同体自律。对科研不端行为规制的范围则介于科学共同体自律和法律法规底线之间,即科研诚信的负向定义范围一般介于最狭义和最广义之间。  与科研诚信相对的概念是“科研失信”,其本质是在科研相关主体利益与其他主体或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的一种“偏重个人或少数人利益的失衡选择”,并依据其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的不利“影响程度”,形成不同的情节,从较轻微的科研失范,到较严重的科研不端,甚至是违法违纪违规,形成了一个科研诚信“子谱系”。此处的利益冲突是客观存在的现实,且当事人应对其知晓。科研信用相对于科研诚信,更强调一定时期内相关主体履约能力和表现的动态累积,其本质是对科研领域相关活动主体的一种“诚信评价”(evaluation)。信用更强调守信,诚信一般包括了诚实和守信,涵盖了信用在内。从公共政策或行政管理的视角来看,科研诚信的内涵包括负责任的研究(RCR)在内。  四、论文探讨了我国科研诚信治理体系框架的构建和不同发展阶段的目标任务。从理论层面看,科研诚信的基本价值观包括三个互相联系的方面:一是最基本意义上的诚信,强调诚实与信任,这是保障科学研究可靠性的前提和基础。二是尊重与负责强调对客观事实和不同学术观点的尊重、严谨治学、不滥用学术权力,这是科学共同体和谐发展的基础。三是公平与公正,强调科学共同体内部及其与所在环境的互动中保持相关主体平等参与要素分配、评价等活动的权利,以及分配、评价结果的合理公正,这是科学研究活动正常有序开展的基础。  对应科研诚信的基本价值观,论文结合科研诚信政策工具的分析整理,提出了六大类科研诚信治理行动,包括:诚实与信任对应的针对科学研究相关活动的治理与科研和社会诚信治理的联动;尊重与负责对应的科学研究对象的保护和促进开展负责任的科研;公平公正对应的合理进行科研评价与资源配置,以及信息公开与资源共享。由于基本价值观之间存在有机的联系,各项行动之间并不能截然分开,没有一定的明确分界线,可能存在交叉或并行的情况。科研诚信治理体系中的主体大致包括科研人员和机构、政府相关组织、社会组织、相关机构、社会公众等,分别负有不同的科研诚信治理责任。这些主体与科研诚信的基本价值观和行动共同构成我国新时期科研诚信宏观治理的价值观(Value)—行动(Action)—主体(Stakeholders)“VAS”体系框架。  论文提出,我国科研诚信的治理目标和重点应分近、中、远三个阶段逐步达成:近期重点针对“科研严重失信”行为治理,建立科研信用管理机制,治理模式体现政府主导,政策重心以规制为主,兼顾保障和建设;中期在解决严重失信行为治理的基础上,针对“科研失范”等相对轻微失信行为进行治理,进一步强化机构层面的责任落实,营造良好的科研环境,治理模式体现机构主导,政策重心以保障为主,兼顾规制和建设;远期在解决科研失信行为治理的基础上,加强对“负责任的研究和创新”的引导,政策网络治理机制有效运行,治理模式体现社会共治,政策重心在微观层面,以建设为主,兼顾保障和规制。  五、论文针对我国科研诚信治理的近期目标任务,分别对科研不端行为查处和科研信用管理两类治理政策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提出了具体、可操作的完善建议。论文从我国科研不端行为查处的管理实践应用出发,在梳理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尝试以国家层面规制的视角,提出我国查处科研不端行为的底线标准,并就调查的启动、责任主体、程序与方式,以及处理处罚的类型、实施主体、处理尺度和结果公布等分别进行了探析,明晰了科研不端行为调查处理的主体责任和应考虑的基本要素内容,为完善我国科研不端行为查处制度和相关政策提供参考。科研信用管理是我国科研诚信环境治理的重要特色,一方面体现在科技计划的信用管理要求和相关政策落实,另一方面,体现在科研与社会诚信治理的联动机制。论文在前面梳理我国科研信用管理实践情况和问题的基础上,以上述两方面内容为重点,分别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完善建议。  目前,我国系统研究和论述科研诚信治理的论文比较罕见,特别是建立在对科研诚信国内外实践经验基础上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本论文最大限度地发掘和收集了国内外科研诚信治理的相关文献,充分吸纳了国内外研诚信治理的最新权威研究成果,借鉴相关理论,以1949-2017年间体现我国科研诚信历史变迁的科技政策文本分析为基础,结合建立国内外科研诚信政策工具箱,构建了与我国政策语境相适应的“科研诚信”概念体系,以及以基本价值观为基元的科研诚信治理体系框架,提出了近、中、远期科研诚信治理的目标和重点,并深入剖析了政策案例,弥补了以往相关研究应用性、操作性的不足,在实践上可以作为我国科研诚信建设的政策设计参考。但由于科研诚信涉及内容极为宽泛,作者限于时间和个人水平,论文探讨的相关问题都远未完善,特别是中观和微观层面的科研诚信治理都尚未涉及,对科研诚信治理机制、政策工具的主体、对象、使用原则和注意事项等,尤其是具体的政策、法规、规范、标准等都还有待更有针对性的扎实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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