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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地处亚洲东北部，紧邻中、日、俄三国，对于中国的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有清一代，朝鲜一直与中国保持着传统的宗藩关系。在这种体制下，清朝尊重朝鲜内政、外交等方面的完全自主，不干涉朝鲜本国的事务。 19世纪以前，朝鲜除了和中国、日本、琉球保持来往外，一直闭关自守，被西方国家称为“隐士之国”。但随着近代以来外部势力频频叩击朝鲜的大门，日本、俄国以及西方列强的势力先后进入，使朝鲜成为东亚势力争夺的新焦点。传统的东亚华夷秩序（中国与其周边国家间的宗藩关系）面临着新的国际秩序的挑战。内忧外患中的清政府本已摇摇欲坠，无力顾及朝鲜，但为确保东北地区的安全，维护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只好采取“以夷制夷”的政策，即利用列强间的矛盾牵制其对朝鲜的侵略。 1868年日本实行明治维新后出台了“大陆政策”，一时“征韩论”甚嚣尘上。1876年日本逼迫朝鲜签订《朝日修好条约》即《江华条约》。此后日本对朝鲜步步紧逼。这使清廷感到了压力，开始改变对朝鲜的“以夷制夷”的政策，转而全面加强对朝鲜的控制。 就在这一政策转变过程中发生了清廷囚释朝鲜大院君事件。 1882年7月23日（光绪八年六月初九日），朝鲜发生壬午兵变，国王生父大院君李罡应时称国太公，掌握政权。 清朝直隶总督张树声获悉后，即派津海关道周馥向在天津的朝鲜使臣金允植、鱼允中详细问询兵变情由，并着手商议对策。派道员马建忠和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等人赴朝探明情形。 在查探过程中，马建忠等人根据各方消息（鱼允中的来函以及笔谈、随从的探访结果、日本参赞的言辞、朝鲜领选使金允植至海关道周馥的信函），肯定了大院君为乱首之说。为防止日本借机扩大在朝势力，主张对其实行强硬政策，将其拘捕，以稳定朝鲜政局。德、英、美等西方列强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也支持清廷拘捕大院君、平定朝鲜内乱。故经清廷批准，清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会同马建忠、丁汝昌，经过详细策划，在朝鲜王京将大院君李昱应拘捕，同时打击大院一派势力，围剿朝鲜乱军，平息兵变。其后，朝日签订《济物浦条约》，大局稍定，日本出兵朝鲜失去了借口。 大院君被捕后，即被送往朝鲜南阳海口，乘坐清军的登瀛洲兵船，经烟台至天津，旋赴京师。至京途中，因奉谕旨半路又折回天津，随后被转禁于直隶保定府旧清河道署。 清廷为保证当时朝鲜政局稳定，谕令将大院君安置保定，永远不准回国，只准朝鲜国王岁时派员省问。 大院君滞华三年间，虽然朝鲜国王及大院君本人先后多次上奏呈送咨文请归（朝鲜国王赍奏请归共计两次，大院君本人赍奏请归共计三次），而李载冕等大院君亲友也积极救援，但清廷考虑到其在朝利益，故对他们的请求均予以驳回。 1884年12月4日（光绪十年十月十七日），朝鲜开化党金玉均、洪英植等人发动甲申政变。清军平息事变后，李鸿章鉴于事件背后日本的势力不可小觑。于是提出释放大院君回国，欲以其势力遏制日本势力在朝鲜的渗透。对此建议，清廷未予采纳。 不久，传出朝鲜欲引俄自保的消息。朝鲜出现的背华联俄倾向让李鸿章认为有必要控制朝鲜的政治，而释回大院君则是一项很适当的举措，故其再次提议将大院君李昰应释放回国。 通过甲申政变，清廷也感觉闵妃渐不服管制。鉴于日本的赞成态度和朝鲜的亲俄倾向，清廷在对大院君李星应察看询问后即发布上谕，命同知袁世凯、总兵王永胜释送其回国。 大院君李罡应回国后，受到了朝鲜民众的欢迎，但是却遭国王和王妃的冷遇。因闵妃提前周密的安排，大院君一至汉城即被软禁，失去了参与政治的机会。清廷未能实现牵制闵妃势力、阻止俄国南下的目的。 清廷囚释朝鲜大院君事件标志着清廷对朝全面控制的开始。这一事件本身打破了清廷不干涉属国内政的传统方针，引发了清廷传统宗藩体制的变革，进而激化了东北亚各国及英、美在朝鲜半岛的矛盾冲突，予日本以扩张势力的极好机会，加速了其对朝鲜的侵略步伐。 但长期以来，这一事件始终未得到学术界的足够重视。就笔者所知，韩国姜万吉的《韩国近代史》、曹中屏的《朝鲜近代史》、徐万民的《中韩关系史（近代卷）》、王如绘的《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等书中，只是在叙述朝鲜壬午兵变和甲申政变时，对囚释大院君略有涉及，具体情节语焉不详。较多提及的仅有1939年王信忠所撰写的《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一书，但该书对大院君事件论述过简，缺乏对清廷政策出台的历史背景及相关理论的深层分析。而韩国学者虽有这方面的成果，但对清方资料的利用和研究明显不足。 本文主要研究朝鲜大院君李昰应1882年被捕来华及1885年被释放归国的整个过程。旨在对朝鲜壬午兵变后中国拘捕大院君，以及甲申政变后又释放大院君的决策过程和相关史实进行梳理，以此揭示出这一事件背后的深刻政治原因和国际关系背景，体现出19世纪80年代初期复杂的东亚政治格局，给今人以深刻的历史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