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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位论文在追述和梳理肇始于上个世纪70-90年代西方翻译研究中“文化转向”的基础上，分析了这一“转向”对我国新时期译学研究带来的影响。笔者认为目前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只是拓宽了翻译研究的维度，以“语言为本体”的翻译实践和以关注外部社会文化语境的研究共同构成了“翻译研究的本体”。这种关注于翻译理论研究和翻译文化实践的外部描述性研究视角拓宽了新时期翻译研究的视域，成为翻译研究的新亮点。同时，这种突破语言和文本局限，围绕“翻译发生的过程和对其发生原因和结果”的描述性研究也给中国译学研究带来了全新的视角。 面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笔者借鉴并综合翻译研究“文化转向”后各种理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翻译文化效应研究”的翻译研究理念。“翻译文化效应研究”属于“翻译效应学研究”宏观层面的研究，立足于“翻译效应学”，注重对中西翻译理论研究和翻译文化实践与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互动效应关系研究。本论文在自己前期“翻译文化效应研究”探索的基础上和在对两个基本维度和三个基本概念的厘定和完善的过程中，进一步完成科学合理的“翻译文化效应研究”的理论体系建构。总体来说，“翻译文化效应研究”分为两个个维度:一是中西翻译理论研究与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互动效应关系研究;二是翻译文化实践与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互动效应关系研究。 在初步建构“翻译文化效应研究”的理论体系的基础上，笔者之所以选择鲁迅翻译思想作为本研究的个案，在于作为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和翻译家的鲁迅，其翻译思想和译论不能只做一种技术层面的分析，他的翻译思想更需要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解读。在“翻译文化效应研究”基本理念的指导下分析鲁迅翻译思想和翻译文化实践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的互动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