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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俄的东北亚政策分两个时期:领土扩张时期和势力范围扩张时期。时期更替的主要原因是列强在东北亚的角逐加剧限制了沙俄继续进行领土扩张。势力范围扩张时期，以日俄战争为界限分为独霸东北亚和联日称霸东北亚两个阶段。 苏联的东北亚政策分四个时期:固国政策时期（十月革命—二战结束）、红色阵营政策时期（冷战爆发—苏共二十大）、红色霸权政策时期（苏共二十大—戈尔巴乔夫执政）和大缓和政策（戈尔巴乔夫执政—苏联解体）时期。固国政策的主要成因是苏维埃政权要立足和发展需要宝贵的时间，其核心目标是防止日本大规模侵略苏联，为提升综合国力赢得时间。为此，固国政策苏联随着国力的增长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以“七·七事变”为界对日先后采取了消极防御和积极防御两种策略。消极防御的主要特点是退让和规避，如建立远东缓冲国、售日中东铁路等。积极防御的主要特点是适度强硬和积极诱导，如加强远东军事力量和诱导日军主力南下。红色阵营政策的主要成因是冷战的爆发，其核心目标是扩大以苏联为主导的红色阵营的集体安全空间，挤压以美国为主导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势力范围。中国的解放和朝鲜战争基本上形成了东北亚地区两大阵营的势力范围。红色霸权政策的主要成因是:苏联国力迅速上升使美苏力量对比发生对苏联有利的变化，助长了苏联称霸世界的野心;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些国家在意识形态和治国理念等方面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性使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权威受到挑战，削弱了其称霸世界的基础。红色霸权政策的核心目标是驯服中国，但最终却导致中苏对抗、中美联合抗苏。大缓和政策的主要成因是东北亚地缘安全形势恶化给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和外交新思维实践造成巨大的消极影响，其核心目标是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为此苏联最终同意中国的要求，排除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障碍”。 新俄罗斯的外交政策经历了亲西方时期和多极化大国外交时期，其东北亚政策在总体外交政策的调整下逐步成形。亲西方外交时期，俄罗斯的半岛政策“重南轻北”，与日本的关系举步维艰，与中国的关系发展得较为顺利。多极化大国外交时期，俄罗斯的半岛政策相对均衡，对日政策灵活主动，对华政策务实，俄罗斯远东在东北亚政策中的地位得到提升。可以说，多极化大国外交时期，俄罗斯东北亚政策比较成熟、稳定，但其在俄罗斯总体外交中的次要地位没有改变，呈现出谋略性、务实性、主动性、灵活性等特点。 影响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的因素很多，主要有文化因素、美国因素、地缘政治和经济因素、国内政治因素等。文化因素是影响东北亚政策的深层因素。沙俄的集权专制制度催生出农奴制、兵役制、村社制等制度，导致社会分裂和集体主义、尚武精神的发展，进而为制定具有扩张性的东北亚政策提供了精神准备。面对西方文化，俄罗斯文化一直在自卑和自负的两个极端中间左右摇摆，成为东北亚政策中次要性的主要成因。美国因素是影响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之一。恢复大国地位需要美国的认可，确保国家安全和实现经济复兴需要同美国周旋。美国因素将长期影响俄罗斯东北亚政策，对中俄关系的发展也有着重要影响，为俄罗斯融入亚洲、实现成为欧亚大国的目标带来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