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园林始于秦汉、兴于魏晋,发展于唐宋。而文人园林则发轫于宋、元,至明中期形成成熟形态。明清之际,文人园和诗、画乃至中国传统哲学、美学思想等相渗透,从外在的形式和精神上,都达到了水乳交融的状态,这一时期的文人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面貌。 本论文的研究对象是晚明士人祁彪佳和他在家乡兴建的寓山园林。祁彪佳有深厚的心学、佛学涵养,并有极大的艺术创造力。崇祯八年(1635),祁彪佳辞官返乡,在家乡建造寓山园林,此地两年之内就成为“游人日以千计”的江南名园。围绕寓山园林,众多江南文士如张岱、陈洪绶等往来其间,展开大量的题咏和书写。所以,在晚明时期,祁彪佳可谓园林艺术中的重要人物,更关键的是,祁彪佳将围绕寓山的诗文结集成为《寓山志》,并因每日写日记的习惯,将参与寓山的建造的匠人、题咏的士人以及寓山的规划过程都全体呈现。这些宝贵的史料,对研究当时文人意识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更为重要的是,祁彪佳专为寓山所作的《寓山注》如同一次完整的艺术创作,它的形制与历代《诗品》、《画品》相仿,重视艺术的内涵,可以视为彪佳总体艺术观念的简约表达。 本文在整理寓山园林及寓山相关文本的形成过程的同时,考察了祁彪佳的交游关系,尤其是他与越中心学人物刘宗周、陶石梁等人的往来,以及他与曹洞宗传人的交游记录,在此基础上,对寓山园林中所蕴含的艺术精神进行分析。其中涉及几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寓山注》独特的批评方式和其中展开的生命观照的境界;其二,以寓山园林为范本,分析晚明文人艺术观念的转向和提升,对园林的诗境、画境之内涵以及空间、虚实等艺术问题进行分析。其三,祁彪佳在《寓山注》序言开篇即说“韵人纵目,云客宅心”,寓山以“寓”为名,也说明其寄天地之逆旅之思。所以园林与生命安顿的关系以及它如何安顿性灵,是本文试图梳理的问题。其四,伴随寓园的兴建,是祁彪佳的精神提升的过程,弘光元年(1645),他在寓园梅花阁前以禅定之姿入水,面带微笑,为其人生画上了圆满的最后一笔。士人精神是文人园林的灵魂,他们虽痴癖于园林,却不粘滞于园林,寓园如同其精神境界的映照。所以,在本文最后章节,我试图重构祁彪佳时代的特定情境,以梳理他从困顿、转化到超越之途。 作为晚明文人园林的代表,寓山园林可以作为观照明代中期以来文人园林艺术观念变化的一个窗口;同时,寓园的建造、题咏以及相关活动,也可以作为探讨晚明士人精神游踪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这是本论文的立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