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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化进程中，外出务工逐渐为一种农民获得稳定收入的职业，家庭核心成员尤其是年轻母亲也逐渐被抽离出来，加入外出务工的行列。家庭内部的责任分工由此改变，越来越多的祖辈承担起对孙辈的看护和教育责任。隔代看护的留守儿童，其教育和看护问题日益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本论文阐释了留守儿童家庭与学校在儿童照顾和教育职责理念上的巨大张力以及制约学校承担更多教育和照料职责的结构性、文化性因素。论文同时关注了作为补充力量的非政府组织在留守儿童教育方面的作用和局限。研究主要通过质性访谈的方法，对10位留守儿童家长、40位教师、8位儿童进行调查，发现： 由于教育水平低下，祖辈几乎无力承担起留守儿童的教育责任。随着社会的发展，当前农村家庭不仅对学校的教育期望大大提高，希望学校对儿童的教育全权负责，而且还期望学校承担部分儿童看护的责任。与之矛盾的是，在具有城市强势特征的课程设置下，面临国家对学校进行学生成绩考核的单一标准，农村学校和教师日益期望家长参与到家庭学习当中，配合教师提高学生学业成绩。农村教师越来越秉持一个共识：儿童的教育是由家庭、学校、社会三方面共同负责的，而不单纯由学校提供。农村教师对家庭在儿童的教育责任的期望也大大提高了。 在这种巨大张力下，学校教师一方面无法得到来自家庭对学生学业的支持以获得自身职业更好的发展，一方面还要承担日益增加的、对儿童安全看护的责任和压力。这种压力迫使教师遵循“安全第一、学习第二”的原则管理学生。在教育体系以升学为指标的考核压力下，教师倾向于优先从课堂表现课堂表现、学业成绩对儿童进行评价和关注。因此除非是特殊儿童，否则教师很难对大部分本来就处于学习困难又得不到家庭指导的留守儿童给予额外的关注。当这些儿童因学习困难增多、厌学情绪提高而产生更多的问题行为时，教师则会采取“先说教、后放弃”的管理办法。在这个过程中，成绩偏差的留守儿童被再度边缘化了。 家庭、学校对于留守儿童的教育责任承担都出现不足时，非政府组织组织的支教行为成为了有益的补充，部分满足了农村家庭的迫切需求。但NGO自身还处于发展阶段，有着稳定性差、对支教缺乏质量控制的缺点。 基于以上的研究发现，笔者提出发挥代课教师沟通优势、建立留守儿童校内监测机制政策建议，力图改变农村留守儿童教育“无人负责”、学校负担过重以及家校沟通不利等的现状，并探讨如何进一步完善NGO在留守儿童教育中的作用的可能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