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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适应策略”的指引下，明末清初入华耶稣会士诉诸古儒之经典与自然理性的“学术传教”方式极大地弱化了西学的异质性，并为他们赢得了“西儒”的身份认同。以“格物穷理之学”、“艺学”等传统儒学话语作为知识对译参照系的西洋科学新知的加速度输入与广泛传播，推动了传统士人对儒学知识系统、认知方法暨哲学思考的反思与重建。
在此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儒学也正在经历一场由宋明理学向乾嘉考据学的重大范式转变。在此转变过程中，对《大学》“格物”说的重新诠释因其关涉中、西、古、今学术的定位，成为明末清初学者避不开的一个关键问题。程、朱一派的学者，如陆世仪训“格”为“精察”，且明确分出“格物理”一途，王夫之更是以为“格物者，即物以穷理”，惟“泰西物理、化学”等西洋质测之学足以当之;陆、王一派的学者，如黄宗羲则训“格”为“通”，其实即是“通天地人曰儒”所谓的“通”，他与孙奇逢皆主张:“知以物为体”，强调知识获得的经验性，李颙则以“明体适用”为治学之的，主张在“用”的层面上将西洋科学融摄进传统学术中;反宋学一派的学者，以颜李学派为代表。颜元乃训“格”为“手格猛兽之格”，以融摄西洋科学的“六艺”之学为“道问学”之基。
在继承明末清初学者的知识积累与治学方法革新的基础上，以“实事求是”、“无徵不信”为学术研究特色的乾嘉考据学派应运而生。以戴学为核心的皖派学术，前接惠栋吴派学风，后启扬州学派，卓然挺立有清一代学术的旗帜。故而本文选取戴学作为中心案例切入分析。通过对梅文鼎《勿庵历算全书》、《梅氏丛书辑要》等历算学专著的学习，与江永、钱大昕等师友的往还论辩，参编丛书以及游学过程中的旁搜博讨，戴震全景似地深入研究、熔铸了明末清初输入的各种东传科学文献。戴震以东传科学为镜，会通、重构了传统儒学的“六艺”之学，舆地学、历算学、奇器学、生物学等在儒学知识结构中处于“边缘”地位的知识体系向“中心”移位，成为经学研究的必备工具与有机组成部分。
东传科学对概念分析的重视及耶稣会士对文字学的研究，为戴震寻求字义、经义的“公理化”起到了很好地示范作用。此外戴震经学研究中所使用的“义例”归纳法、版本校勘中所使用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假说演绎法以及《孟子字义疏证》公理演绎法的叙述方式无一不受东传科学的影响。
“闻道”是戴学的终极追求，他所闻的“道”亦不可避免地融摄了西洋科学的新知。《法象论》以西洋天文历法学诠释天道，进而论证、推导人道的规范。晚年所定《孟子字义疏证》以天地万物“一本”于“气”，“理”则训为“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之名”，“道”则定义为“气化生生”、“生生而条理”，“分於道”者为“性”，“命之东不得而西”为“命”，这一系列哲学概念的新界定，皆建立在东传科学新知的基础之上。
在戴学体系的形成过程中，东传科学由知识层面到认知方法层面，再进至哲学建构层面，一直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