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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人格心态史是本文的主题。对人格心态的研究实际上完成了由客体向主体由外界向内心的反转。这一过程必然要求研究者尽可能多地持同情、理解、体验和介入的态度。人格是主体对于自身本质和意义的界定，亦即我是什么人是什么的问题。而此处所谓的心态，虽然仍表现为喜怒哀乐之类的情感情绪特征，但此类情感并非泛指的情感，而是指与人格构造密切相关因而更有深度的情感表现。梁启超的人格建构不是来自普遍世俗化的社会实践，而是来自理想化的思想和理论形态。传统思想中的“仁”是其核心。梁启超的人格强烈理想化，使他成为引导世俗大众的思想导师和启蒙者，同时成为时代思想的批评者。也因为理想主义，他不得不在社会实践中每时每刻面对世俗和庸常的压迫和挑战，于是他的感情或激扬或低迥或悲壮或哀伤或慷慨或沉郁或开朗或无奈或峻急或平正……心态变化由此产生。梁启超的人格心态史，刻画了他对主体存在的追问和致思，揭示了梁启超强烈的生命感。 本文第一章以人格形成为线索，对早年梁启超所受的教育进行了分析。其中又以家庭和学海堂为两个中心。梁祖父和父母对梁的人格形成有非常积极的影响，但影响又主要集中在身体力行方面，他们提供给梁启超的主要是直观的经验性的人格材料。学海堂的训练主要集中于知识的方面，但学海堂的地位无疑是对梁启超社会身份的确认和鼓励。再加上学海堂的氛围和自我在“学业”方面取得的成功，梁启超的自信心大为增强。不过，此时梁启超的人格意识似乎并未十分明朗。 第二章从康梁关系的角度写梁启超人格建构的基本完成。康有为对理学有特殊的认同和处理，并由此建立了以“仁”为中心的人格思想体系。其中包括对“仁”作为本质和关系、“仁”与主体意志、仁之应用等方面的论述。康有为以“仁”为中心的人格思想体系，以及其在理论方面表现出来的自由和解放精神，深深地影响了梁启超并最导致他的人格建构的完成。此外，本章还对康有为本人的精神气质给予很大的关注，借以说明康有为在此方面对梁启超的影响。以“仁”及人格形成为中心论康梁关系，应该说，是一个比较新颖的角度。 第三章主要写梁启超以“仁”为核心的人格在维新活动中的“应用”和展示。包括梁启超为进行维新活动，对仁学理论的外在形态所进行的调整和更新，为克服困难成就事业所做的精神和思想准备与训练，对自我意志品质的激励和鼓舞，突出了梁启超勇猛进取、挺身救世、扩张心力、六经注我、自觉自信的人格心态。本章还从学与术的关系入手，分析了梁启超人格形而上学倾向与政治实践之间的内在矛盾，并由此展示了梁启超为此而做的调适的努力。 第四章主要写梁启超流亡海外后的情感心态，揭示了维新英雄精神世界中的孤独、压抑、悲哀、呼喊、幽思、解脱以及对人格意志的维护和保持。对英雄的向往突出了他对自我人格的想像和人生体味，间接地反映了他的当下的思想困境。生死之思明确地诉说了艰难困苦、生死忧患对于他的人格意志的折磨和考验，以及对于生命感的逼迫和侵蚀。为了汲取精神力量，抵抗失败的打击，梁启超重读了王阳明。基于此，本章对“新民”提出了新的看法:“新民”作为群体人格，正是梁启超的化身，其中流露出来的精神气质的意义，实际上超过了“新民”的政治意义。 第五章写梁启超的理想人格与现实政治身份激烈冲突，为了保持心灵的平静和安适，他不得不最终退出政治回归学术。梁启超此时的理想人格主要表现为人生的真善美。从事学术活动尽管不能解决此前的矛盾，但于他本人而言，学术研究的特点却可以允许他在知和行的意义上实现真善美的统一。这正是他的心态在晚年臻于平和冲淡的最主要的原因。受西方哲学的触动，梁启超返归儒家人生哲学，提倡真善美和中庸的人生观念，并与新文化运动的激进主义发生了冲突。在科玄论战中，梁启超不免显得无奈。晚年梁启超从王学中撷出“知行合一”，其目的是论证中正平和以及真善美的人生境界，这与之前对于王学的解读已大有不同。 从人格启蒙和诞生的要求和特征看，梁启超对“仁”的接受仍开始于本体认知。返归本体能够使主体在理智和情感上达到愉悦实现自信，并可能超越科举功名以及词章考据的“学问”。因为要从本体返归，梁启超又必需开拓出与世俗和流行不同的人生道路。无论是维新变法、政治革命还是社会教育、学术研究，都只是他人格完成的具体化。在普遍世俗化的世界中完满主体人格——因为以“仁”为本体的人格乃是以主体间的关系为表达式，他一方面必需提出有效的关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则又必需具备足够的精神力量。除了“仁”本身相关的信心和动力之外，他还吸收了墨学、佛学、王学甚至西学中积极的精神品质和思想机制。其中又以对王学的欣赏和发挥最为代表。为了确立和维护主体的人格意志，阅读王阳明竟然成了梁启超精神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 梁启超的“仁”表现为人格的高尚性，亦即带有一定的形而上学的属性和向度。这一特点，使他无论是处理思想资源还是面对现实世界，都会时时刻刻地感觉到本质与过程之间紧张和分裂的刺激。从情感上说，这种刺激就是痛苦。“仁”本来含有对世间存在状态的关怀和承担——也是主体生存想象的投射，所谓救世就是出于对世间众生的悲冥和同情，从此意义上说，梁启超世间行走的全程都将处于一片灰暗的云层之中。然而，他又不能如芸芸众生那样满足于世俗之乐。因为，他仿佛俯视于世间的上方，听到了众生的呻吟，看到了世间的惨淡，甚至人类精神的沉降和堕落。然而人是有感情的，不能没有痛苦，也不能缺少快乐。梁启超的快乐是什么呢？他以对生命本真的体悟和救世之苦为乐，最要紧的就是以苦为乐，不苦不乐。追求生命的适意与快乐同样是梁启超精神活动的本质。这样，我们看到了梁启超在承担社会公共事务的过程中的心态显露:维新青年的蓬蓬朝气、流亡英雄的诗酒歌泪梦、革命者的奔走牺牲、道德君子的抨击文字、理想家的政治不适。而在最后，学术人生终于使他能够把人生事业的属性与真善美的追求统一起来。这个统一，最终使他的心灵得到了几分安适——以中庸为特点的冲淡平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