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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顺周期(pro-cyclicality)特征，研究了运用压力测试检验超额资本的方法、结论及借鉴意义。新协议资本配置方法在提升风险敏感性的同时，但却是以加剧宏观经济的波动性为代价的。巴塞尔委员会就特别在新协议的第二支柱中指出监管当局应当要求银行持有超额资本(capitalbuffer)以应对宏观经济形势的恶化，并进行压力测试(stress test)以缓解顺周期行为带来的信贷紧缩的影响。目前，现有文献主要集中在从宏观上测算并解释新资本协议的顺周期特征以及压力测试的方法论方面，并已经证实了持有超额资本能够减轻顺周期效应，而鲜有将两者结合起来从微观层面上考察单个银行在宏观经济波动中超额资本的规模，也缺少实证的分析过程，而较多关注压力测试方法本身。
压力测试最初是为了响应1996年Basel资本协定的修正而被正式提出并开始运用，提出之初主要应用于市场风险的监控和评估。压力测试部分地弥补了VaR“厚尾分布”、难以处理罕见的市场异常压力事件等缺陷，提供了一种能够测量和监控可能的异常事件引发的极端价格变化给投资组合带来的潜在不利后果的方法。鉴于压力测试的突出优点，巴塞尔委员会在1996年《资本协议》提出使用内部模型法计算市场风险资本要求的银行，必须有一个严格而全面的压力测试程序，并提出了包括对压力测试情景等一系列要求。压力测试在银行业被普遍认可和接受，世界发达国家的监管当局均要求或鼓励所属银行，遵循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建议规范进行压力测试的工作，比较典型的包括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家。从对国际活跃银行的调查来看，压力测试不再是VaR的补充(supplement)，而是不可或缺的部分(complement)，并已成为金融机构风险管理框架的一部分，国际活跃银行运用压力测试的情景、频率等方面已经呈现出一些明显的特征。
现有文献中的确定性压力测试类似于市场风险管理中的历史模拟方法，不能全面的描述银行资本变化的情况。本文沿用Jokivuolle and Peura(2001)的方法建立静态模型，同时加入按季度变化的宏观周期虚拟变量，运用美国的数据进行了压力测试。结果表明评级敏感的资本要求需要更高的超额资本，至少对于高质量和一般质量的信贷是如此，因为最低资本要求的波动加大了。对于高质量信贷，超额资本的上升会抵消最低资本要求50％的下降，而一般质量信贷的超额资本上升基本上完全等于最低资本要求的下降。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的宏观经济周期波动呈现明显的“计划周期”特征，而转轨时期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的控制使得商业银行本身就固有的亲周期行为表现得更为突出。随着我国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启动，商业银行亲周期性特征的外在驱动因素也经历了向市场激励和约束的转变，呈现出一些新的表现形式，由稀释不良资产的分母策略再到上市后的放贷冲动。我国商业银行似乎陷入了一个“放贷冲动--资本不足--补充资本--放贷……”的怪圈，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银行始终未能树立经济资本的概念，并且忽视了宏观经济波动可能对资本造成的巨大冲击。论文根据我国商业银行的贷款大量集中在基础设施类贷款和房地产贷款等特征对模型进行了修正和调整。最后，本文提出应督促各家商业银行尽快建立压力测试所需的风险因子模型；制定压力测试的银行业规范；加强情景分析和模拟分析；建议各家银行将压力测试的结果；在向新协议过渡期间积极利用压力测试。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一章详述了问题提出的背景、意义以及已有的文献综述；第二章重点介绍了压力测试方法的发展脉络，压力测试运用于银行资本监管和经济资本的突出优点，银行资本压力测试的方法和程序；第三章侧重于比较压力测试运用的国际经验，包括巴塞尔委员会对压力测试要求，发达金融市场监管当局对压力测试要求以及国际活跃银行运用压力测试的最新进展。第四章构建了基于宏观经济波动的一个压力测试模型；第五部分分析了压力测试在我国银行业应对宏观经济波动中的运用并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