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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正处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期，建设用地快速扩展、盲目蔓延的现实令人担忧。这一现象已经引起了政府部门、专家学者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是，目前我国还缺乏针对城市蔓延的专门研究，甚至还没有明确界定城市蔓延的内涵。为此，本文以北京市为典型案例，综合运用归纳演绎、比较分析、计量经济和GIS空间分析等方法，对研究区城市蔓延及其增长管理对策进行系统研究。首先，从考察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土地利用变化过程入手，有针对性地设计提出测度城市蔓延的地理空间指标体系；其次，运用该指标体系对北京城市空间扩展的时空特征与内部差异进行了定量分析，证实存在城市蔓延现象并主要采取近域蔓延、条带开发、分散开发和跳跃式开发等空间模式；然后，在分析北京城市蔓延的动力因素与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对以往增长管理措施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价，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研究结论主要有：
(1)发达国家对城市蔓延所造成的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社区衰退等负面影响非常关注，提出了政府刚性控制、基础设施引导、区域差异调节、经济手段诱导等多种类型的增长管理对策，对我国调控城市蔓延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2)北京市处于工业化后期和郊区化发展阶段，土地利用结构变化明显、用地类型转换较快、扩展效率较低、空间分异明显、景观格局变化较快，尤其是非农建设用地扩展速度快、规模大、效率低，空间分布散乱，呈现出显著的城市蔓延特征。
(3)根据研究区经济发展和土地利用扩展特征，将城市蔓延界定为：非农建设用地以高速、低效、无序的形式向周边地区进行扩张。进而从城市扩展形态、扩展效率和外部影响三方面筛选13个量化指标构成测度城市蔓延的地理空间指标体系，应用结果表明：该指标体系可以有效刻画城市蔓延的特征及其内部空间差异。
根据各单项指标计算结果总结北京城市蔓延的特征有：非农建设用地斑块具有明显的破碎化和不规则化趋势，缺乏良好的规划控制，不连续开发、条带式开发和跳跃式开发特征明显，扩展形态不尽合理；非农建设用地的建设密度和容积率较低，并且各圈层新增用地的绩效均低于原有用地的绩效，集约利用水平不高；蔓延占用大量的耕地和开敞空间，加重了交通负担，对农业、环境和城市生活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
据此归纳北京城市蔓延的总体特征是：蔓延总量北多南少，但蔓延程度却是北低南高；近郊外缘与远郊区县接合地带及高速公路沿线地区蔓延情况较为突出；蔓延采取的主要空间模式有近域蔓延、条带开发、分散开发和跳跃式开发。
(4)北京城市蔓延的动力因素包括经济社会驱动力和制度因素。前者决定土地需求，包括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后者影响土地供给，包括城市发展战略、土地规划管理和政府管理体制。供需两方因素在尚未规范的土地市场中博弈，最终形成城市蔓延的空间结果。
其中，人口出于对就业、宜居和公共服务的不同需求分别向城市边缘区、郊区聚集或向宜居条件较好的区域集聚；产业发展、社会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居民收入等经济因素在资本径流的作用下促使开发建设重点由城市边缘区逐步向外推移，进而形成建设用地的圈层蔓延；住房商品化、信息化和教育产业化等社会变革通过释放住宅用地需求、改变空间组织方式和促进综合用地需求等途径间接推动城市蔓延。
城市发展战略中的经济发展策略转变未落实，城市空间结构调整出现偏差；土地利用规划控制指标提前突破，空间安排没有发挥应有的约束作用，规划失效成为城市蔓延的重要制度原因；政府管理体制上的弊端降低了各项规划管制措施的现实执行力度，在一定程度上放任了城市蔓延。
不完全的土地市场体系是城市蔓延的微观制度原因：城市土地价格梯度的存在客观上推动土地开发利用不断向外扩张；集体土地流转量大价低，吸引土地开发利用沿原有城区边缘向外进一步扩张；不规范的土地使用权交易行为加剧了新开发在空间布局上的随机性。
(5)北京市以往城市扩展调控措施主要包括城市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以及其他法律规章，但实施效果与预期目标存在差距，提出推行城市增长管理的政策建议：通过“内部挖潜、边缘控制、外部疏导”三种途径，构建理性发展的空间格局；通过科学选择宏观战略、加强中观规划协作、配套微观措施等途径提高政策措施本身的科学性；通过完善市场机制、协调机制和监督机制等途径推进相关体制环境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