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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对朱天文小说创作的研究紧紧围绕着她与张爱玲、胡兰成的文承关系,或者她与台湾文化、文学发展流变之间的互动。尤其是,针对朱天文小说创作的文学价值和意义的研究,几乎没有离开过张爱玲、胡兰成这两大标签。本文通过关注朱天文对张爱玲前“热”后“逃”——青少年时期对张爱玲的狂热和成熟期宣言要“逃离”张爱玲——这一症候出发,试图把握朱天文的精神发展脉络,与她的小说创作形成对话。
经由相关文本的研究发现:朱天文早年对张爱玲、胡兰成的膜拜,使张、胡成为影响朱天文的自我建构的最有力的外在文化因素。这两大外在的文化因素,使朱天文的自我建构远离了她自身的本能与时空,因而建构的自我意识既冲突于本能,又相违于时势。因此,当朱天文青少年时期执迷的与张爱玲、胡兰成密切相关的两大事业——“写作”与“革命”——的神圣性与崇高感被现实颠覆,直接导致了朱天文的“震惊”。这一“震惊”体验源于自我意识中投射的他者色彩,因而又使朱天文生发了难言的自我之痛。从朱天文成熟期的小说作品——《世纪末的华丽》、《荒人手记》和《巫言》看，这一体验也深刻制约了朱天文成熟后的小说创作,使她的小说创作围绕着“身份”认同话题和频繁以转型求蜕变的探索方式,在显性层面形成了密切自我相关、又过分规避继承性以求在创作中完成自我实现的自我书写倾向——一种“受困”自我的书写模式。
通过对这一论题的探索,本文尝试将本雅明的“震惊”应用于作家精神成长的维度,用以考察影响作家自我建构的外在文化因素对作家认识世界、实践人生产生制约——尤指作家在某种外在的文化因素的影响下成长出的自我意识与其自身的本能、所面对的时势之间处于极不相适应的情况——时,意识之外的现实真相给作家带来的精神伤害,以及这种精神伤害在作家创作人生中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