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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使能源需求大幅增长，能源供需矛盾尖锐，能源安全问题已成为影响中国战略安全的重要问题。作为能源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生活能源消费与农村经济、社会、生态的发展以及农村人民的生活密切相关。由于长期以来大量作物秸秆、薪柴被直接燃烧和低效利用，农村地区的生活能源使用已造成较严重的能源浪费，并引发了代价沉重的生态环境问题。随着农村地区和农户家庭经济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对生活能源消费的数量和质量将提出更高的要求。改善农村家庭能源消费结构、提高农户生活能源利用效率，不仅有助于提升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还有助于缓解中国能源供需矛盾、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要改善农村生活能源消费结构、提高农户生活能源利用效率，需要了解中国农村生活能源消费的历史发展规律和现阶段特征，并研究中国农村生活能源的消费数量和消费结构的决定因素，提出改善中国农村生活能源消费结构的发展路径和政策措施。已有的关于农村生活能源消费的研究存在明显不足。第一，缺乏对宏观统计资料和大规模实地调研数据的综合运用，无法揭示中国农村生活能源消费的整体情况和地区之间的差异状况;第二，缺乏多地区、多阶段的实地调研，缺乏全面细致的微观数据支撑，无法深入研究中国农村生活能源消费的决定因素;第三，研究对象局限于个别时空条件，无法把握中国农村生活能源消费的整体发展规律，更无法提出切实可行的农村能源消费发展建议。 本研究基于与能源消费相关的宏观统计资料以及2008年和2012年吉林、陕西、山东、浙江四个省份409户农户的两期实地跟踪调研数据，分析了中国农村生活能源消费数量和消费结构的历史变化过程、现阶段特征和未来发展趋势，识别了不同地区的农村生活能源消费数量和消费结构的发展差异。在此基础上，综合运用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分析工具，分析了中国农村生活能源消费总量、不同种类的生活能源消费量与农户经济水平、劳动力成本、能源获取难度、家庭人口特征、地区能源禀赋等影响因素的关系，全面识别中国农村生活能源消费数量、消费结构的决定因素。最后，基于中国农村生活能源消费的整体发展规律和影响机制，提出了逐步改善农村能源消费结构的发展路径和政策建议。 微观统计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农村人均生活能源消费总量呈现小幅下降趋势，其中传统生物质能源（秸秆、薪柴等）的消费数量和比重大幅下降，而电能、化石能源（燃煤、燃油、燃气等）和新型可再生能源（太阳能、沼气等）的消费快速增长，但传统生物质能源仍是中国农村生活中的主导能源。农村生活能源消费的地区差异较大，北方地区传统生物质能消费较多，南方沿海地区电能、化石能等商品能源和新型可再生能源发展较快。整体而言，中国农村生活能源的消费正处于以传统能源为主导、多种能源共存、清洁高效能源逐步取代不清洁低效能源的结构调整过程。这个过程理论上是两个方向作用的叠加。一方面，在能源有效利用量一定的情况下，由于高效能源逐步替代低效传统能源，生活能源消费总量下降，可称之为“替代效应”;另一方面，在能源消费结构趋向稳定的过程中，由于能源的有效需求提高，生活能源消费总量上升，可称之为“增长效应”。两种效应的强弱决定了中国农村生活能源消费总量的升降。 计量经济分析结果表明，农户经济水平、劳动力机会成本、能源获取难度、家庭人口特征、地区能源禀赋等因素显著影响中国农村生活能源消费数量和结构。家庭人均财产水平对电能、化石能、新型可再生能源的人均年消费量乃至生活能源人均消费总量的影响显著为正。农业劳动力月工资对能源消费总量影响不显著，但对电能和新型可再生能源消费有显著的正影响，对传统生物质能的消费数量有显著的负影响。家庭林地人均种植面积对居民传统生物质能乃至生活能源整体的消费数量存在显著的正影响。村委到附近集贸市场的距离缩短能显著降低传统生物质能源的消费数量。户主曾经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户家庭的传统生物质能消费和生活能源总消费均显著低于户主没有从事过非农工作的农户家庭。此外，农户家庭成员的年龄、性别、劳动力结构对可再生能源的生活消费量产生显著影响。 在上述研究结果的基础上，为改善中国农村生活能源的消费结构、优化农村生活能源消费的发展，本研究提出以下发展路径和政策建议:第一，减少传统生物质能源的直接燃烧利用，促进以秸秆、薪柴为原材料的新能源开发和利用。第二，推进农村能源市场基础建设，促进电能、商品化石能源的高效、清洁利用，逐步取代传统生物质能源，并过渡向新型可再生能源。第三，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和工资水平，增加农村地区的非农就业机会，提高农民是受教育水平。第四，结合农村地区具体的经济、社会、资源条件，因地制宜制定农村能源发展的相关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