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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蓄问题一直是经济学讨论的重要问题。因为它关系到消费的问题和投资问题。对于储蓄，Keynes提出了八种储蓄动机，其中预防性储蓄动机是重要的动机。本文所要论述的是预防性储蓄问题。 预防性储蓄动机是由不确定性引起的。但是，人们的储蓄中是否真的因为存在不确定性就会存在呢？Leland(1968)，Sandmo(1970)，Miller(1974，1976)和Sibley(1975)先后证明了，不确定性是预防性储蓄存在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要条件。只有不确定性存在，而且消费者的效用函数的三阶导大于0时，就能证明预防性储蓄必然存在。并且，他们从两期模型推导到了多期模型，条件是一样的。 经济学家不仅从理论上证明了预防性储蓄问题，而且进行了大量的实证检验。最先对预防性储蓄的大小做出估计的是Skinner(1988)，随后又有Zeldes(1989)、Caballero(1990)、Guiso、Japelli和Terlizzess(1992)、Dynan(1993)以及Carroll和Samwick(1997)等等。 但是从他们的讨论结果可以发现，他们之间的争论是很多的。总结起来有三个方面的差异:(1)预防性储蓄是否存在，是否重要，它占总储蓄的比重有多少？(2)效用函数采用何种形式能够保证预防性储蓄的存在？(3)对于不确定性的应该如何衡量？问题(1)是最核心的问题，而问题(2)、(3)是问题(1)的工具。 正如前人证明的，只有效用函数三阶导大于0时，预防性储蓄存在，因而效用函数不能是二次效用函数，因为它的三阶导为0。这也是确定性等价模型中不存在预防性储蓄的原因。 对于不确定性的衡量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通过假设一个替代项来代替不确定性，如用收入的冲击来衡量不确定性，消费的方差来衡量不确定性。但是这种方法的矛盾就是理论与人们现实中预防风险的心理是否是一致的？而这是个无法检验的问题。另外一种是采用自我报告的形式来衡量不确定性的大小，正如Guiso、Japelli和Terlizzess(1992)所做的贡献一样，直接用人们自我感受的不确定性来代表其大小。当然这种方法也有矛盾，就是经济学家和普通居民所理解的不确定性有差别，因而会产生误差。 经济学家们在上述矛盾的基础上，采用各自的方法对预防性储蓄做出了估计。但是结果却是相差很大的。一部分人认为，预防性储蓄在总储蓄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如Zeldes(1989)，Caballero(1990)，Carroll和Samwick(1997)所作出的检验;另一部分人却认为，预防性储蓄只有一个很小的比例甚至没有，如Guiso、Japelli和Terlizzess(1992)，Dynan(1993)所做出的检验。因而，预防性储蓄问题依然是个谜。 本文在进行上述讨论的基础上，检验了中国农户的预防性储蓄问题。采用的基本模型是Dynan(1993)根据欧拉方程和其Taylor展开式所推导出来的关于消费增长率的方程。其中蕴含着谨慎系数，根据谨慎系数的大小来判断预防性储蓄的大小。谨慎系数是由Kimball(1990)定义的。他与Arrow-Pratt定义的风险规避进行比较，认为-U"/U"和-CU"/U"可以较好的衡量绝对谨慎系数和相对谨慎系数。 由于所得出的基本模型的随机项和解释变量是相关的，所以本文采用了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来进行回归，并采用了平均收入增长率额平方，货币收入与实物收入的比率，农户的借贷的数额，从事非农业的农户与从事农业的农户的比例四个变量作为工具变量，分别考虑了中国农村的具体情况，研究了五个收入层次——低收入、次低收入、中等收入、次高收入、高收入的农户的预防性储蓄动机。 模型中利用了总体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回归的结果表明我国农户从低收入到高收入都具有强烈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而且收入越高，预防性储蓄动机反而越大。这和我国农村的具体情况是相符合的。同时，与相关的城市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相比较，发现农户的预防性动机比城市居民的预防性动机还大，由此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我国农村的消费倾向低于城市的消费倾向——尽管这个与Keynes提出的理论相左。模型分析中同时分析流动性约束所带来的储蓄与预防性储蓄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两者之间是独立的。 文章的最后根据检验所得到的结果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应该积极的减少农户的不确定性，这样能够使农户减少预防性储蓄，从而刺激消费。同时，制定政策时，又应该对不同收入阶层的农户有区别的对待，因为收入分配不均，而高收入阶层的预防性储蓄又最大，因而这样做是相当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