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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报道因其内容的特殊性,在我国媒体的传播实践中一直被视为敏感区域,态度特别审慎。也正因如此,媒体如何应对灾害事件最能体现一定时期的新闻传播理念,新闻改革的突破与此紧密相关。
本论文以我国电视媒体中的灾害事件报道为研究对象,从话语视角切入,借鉴话语分析、叙事学等理论的有关研究成果,立足于具体的新闻语料,对三组分处不同年代的具有代表性的灾害新闻进行了比较分析,试图总结、描述我国电视灾害报道的嬗变轨迹,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我国电视新闻报道方式与传播理念的演变与创新。
首先,在理论框架上,本论文从研究的实际需要出发,在对“话语”概念及话语分析理论做多面向的简述、阐释后,主张将媒介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既注重探讨新闻话语静态的结构特征,又注意从新闻话语的社会实践向度来观照话语的产生和变化过程及其动力机制。在具体的研究中,以梵·迪克的新闻话语分析方法为主体,如对宏观结构、微观结构的分析、风格和修辞分析等,同时还借鉴了诺曼·费尔克拉夫的文本互文性及社会实践的分析维度等。
接下来,论文就我国电视媒体50余年来的灾害报道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总结。笔者将这一发展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58年至改革开放前,在这一阶段,灾害事件极少能进入电视传媒的报道视野,灾情的信息流动几近于封闭状态。改革开放后至90年代初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又可以198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不同时期。在改革开放这样一个大的社会背景及媒体自身改革的过程中,中国电视传媒开始显示出对信息公开制约的打破冲动,灾害性事件报道这块禁地被逐渐突破。但在1989年政治风波后,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管制的收紧直接对媒体灾害事件的处理方式产生影响。第三个阶段大致从90年代初开始,一直到本世纪初。笔者认为,这个时期的灾害新闻传播,基本上还是传统新闻控制模式在有所突破的基础上于当代社会的一种习惯性延续。灾害信息开始“有限度披露”,但正面报道框架中的灾害表达着力点则仍放在政府行为、救灾成绩及英雄模范上。以中央电视台1998年洪灾报道为例,可以说,这种“负面事件正面传播”的制度化灾害表达达到极致。第四阶段,2003年“非典"事件至今。媒体对“非典”疫情后期的报道较以往一以贯之的灾害报道可谓具有革命性意义。自此,灾害事件的信息层面的价值逐渐得到确立,传媒灾害表达的新闻图层更加开放包容,大大突破了传统的灾害报道模式。此后,随着以“汶川”地震、新疆乌鲁木齐事件等为代表的灾害报道的不断深入,电视媒介的灾害报道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以最大开放和透明实现了我国电视灾害报道质的突破。
本研究除了从整体的“面”上来考察我国电视灾害报道的阶段性发展及其特征之外,还重点以中央电视台对1987年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1998年长江松花江嫩江流域特大洪灾、2008年汶川大地震三个突发性灾害事件的报道为样本,运用话语分析方法进行系统而深入地比较分析,从而“点”“面”结合地解读电视媒体灾害事件报道的变化与转型。基于这种具体的文本分析,笔者总结了我国电视灾害报道话语所表现出的公开化、民主化、技术化三大变迁趋势。
首先,随着我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和经济改革的深入发展,媒介报道的话语空间越来越大、越来越自由,电视灾害报道相应地呈现出明显的“公开化”特征,这主要体现在叙事时间上的从畸变到重合,选材内容上的从“宣传”导向到全面满足受众知情权,言说风格上的从“形势大好”到客观冷静,信息来源上的由单一到多元。
其次,民主化也是我国电视灾害报道话语重要的转型特征之一。由于我国的电视新闻话语先天地继承着政治话语的基因,新闻中流露出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和话语霸权,这种状况在灾害报道话语中曾长期存在并影响深远。但进入本世纪后,灾害报道话语的民主化趋势日益明显,比如新闻中从“革命”式语汇到民生语汇的变化,从“伪引语”到被引语者的具体化,从全知全能到人物限知的叙述视角转换,作为聚焦对象的人物由政府主导到平民化,以及“英雄”原型上的官方道德说教功能的弱化等都反映了这一特征。
再有,灾害报道话语还有一个大的变化就是技术化,“通过有意识的设计而引起话语变化”。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技术化特征实际上彰显的是媒体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笔者将此归结为四个方面:报道的深度化发展、评论的退隐、叙事的故事化及新闻话语的人文主义倾向。
在论文的最后,进一步思考了电视灾害报道话语变化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说,作为服务于特定政治目标的手段,大众传播与政治、经济、文化等诸要素之间的关系是极为紧密的。看似偶然的力量爆发其实并非偶然,而是外部环境变化和传媒内在生产力释放相互合力的必然结果,具体表现为:国家——社会关系的转型、经济体制改革与市场因素的介入、国家有关媒体话语传播机制的制度化建设与进步、新闻专业主义意识的兴起与媒体自觉、传播的全球化及新媒体挑战等方面的动力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