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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全球背景下产业发展的推进，中国产业升级质量问题越发突出。除产品结构不适应市场需求结构变化外，普遍存在附加值偏低，创新能力不足，综合竞争力不高，特别是在人民币升值背景下，中国长期以来以“数量”取胜的产业竞争模式在国际市场上普遍受到了挑战。另外，中国东西部地区发展差异根源于区域产业升级差距。那么，区域产业升级机理如何?怎样从产业升级机制角度，寻找东、西部地区产业升级差距的根源?怎样衡量区域产业升级?东西部地区产业升级机制有何差异?这些差异的政策含义是什么?论文力图解决这些问题。
从问题入手，论文在深入研究国内外关于区域产业升级及其机制理论和文献基础上，建立了区域产业升级及其机制的理论研究框架，将区域产业升级的外延和内涵进一步拓展为区域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级化以及区域产业竞争力提升，通过产业参与人“决策及其行为”与“因素显著变化”两个研究路径，围绕区域产业升级机理、东西部地区产业升级水平衡量、东两部地区产业参与人主观决策倾向的匹配性、东西部地区产业升级机制差异等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东西部地区产业升级水平存在较大差距。1987年，东部地区较西部地区在工业产业升级上就已经存在明显的差距，此时，东西部地区的产业升级指数分别为0.659和-0.541；随后东部地区进入相对快速的产业升级期，而此时，西部地区的产业升级指数却缓慢上升，但从1999年起，西部地区的产业升级有明显加快的趋势，到2005年，东西部地区产业升级指数分别为0.309和-0.2134，(东西部地区递增化产业升级指数分别为2.025和1.5026)，东西部地区在产业升级上的差距依然比较明显。
论文证实了产业升级机制差异是形成东西部地区产业升级水平差距的重要原因。总体上，东部地区产业升级受“准市场机制”支配，而西部地区产业升级受“行政市场型机制”支配；在产业升级资本形成机制上，东部地区体现为以“效率优先”为基础的市场主导型资本形成机制，而西部地区则为“兼顾公平”为基础的政府主导型资本形成机制；东部地区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是“内生性”的，而西部地区则为“外生性”的；在技术创新从技术源向技术受体的转移机制上，东部地区表现为技术创新供需之间相对紧密关系，而西部地区则表现为二者的脱节；在人力资本积累激励机制方面，东部地区是“能力偏好型”机制，而西部地区则为“经验偏好型”机制。这些差异通过区域产业参与人的“决策及其行为”和“因素显著变化”两个渠道对区域产业升级产生持续影响，以不同的路径形成了这两个地区在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及区域产业竞争力提升即产业升级上的差异。
研究结果表明，较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存在更多的产业参与人与产业升级的“异向”因素。一是西部地区投资者面临不利的产业升级环境；二是配置资源的除市场机制外，政府作用依然强大，使市场机制与政府制度安排在决定投资规则上存在碰撞或摩擦；三是较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国有企业会产生更显著的“投资决策规则变异”，从而强化了产业参与人“决策及其行为”与西部区域产业升级的“异向”。
研究结果表明，环境约束及较低的产业参与人决策倾向匹配度削弱了政策对西部地区产业升级的驱动效应。例如在吸收FDI上，如果以广东、上海和江苏三省(市)的产值加权为100％匹配“地区”，2004年西部地区与在华跨国公司在产业投资战略上仅有7.60％匹配，较低的产业参与人投资倾向匹配度继而导致西部地区在吸收FDI份额上处于劣势。
总之，不利的产业升级条件与升级机制缺陷使两部地区产业升级动力明显不足。
为此，西部地区应加快推进市场化进程，持续推进产业升级良性实现机制的塑造，国家和西部地区在政策制定时，要充分顾及产业参与主体的决策倾向，以增强产业升级的政策驱动效应，此外，国家要将西部大开发政策的支持重点扩大到战略性产业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