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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是社会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收入公平是事后意义上的公平,而健康和教育属于事前意义上的公平,是社会成员在机会上的公平。为了扩大机会,政策的着眼点需要放在提高基本人力资本投资的质量上。旨在消除不平等,促进社会团结的公共政策中,教育和健康公平都应该优先予以考虑。
以往研究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不平等的影响的文献中重点都放在教育投资上。健康状况由于受到个人基因、生活习惯等复杂因素的影响,也由于健康度量方法的困难,数据的不可得和健康与经济不平等关系的复杂性,使得这方面的研究不充分。经常用来衡量健康的一些总和指标例如死亡率、预期寿命等,不仅不能反映与经济不平等的关系,甚至会掩盖经济不平等的现状。本文使用微观数据和宏观数据相结合的方式分析健康对经济不平等的影响,并评估中国在健康公平追求中的真实效果。
本文运用统计分析和计量分析方法,在对经济不平等和健康差异状况做出统计分析后,以个人健康状况对其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为中介,分析健康状况对个体经济地位差异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健康是造成个人之间经济地位不平等的因为之一。个人的健康资本存量会随着年龄增长和人体的自然衰老而逐渐贬值,还会因疾病而急剧贬值,但是也可以通过健康投资的增加而增加。因此健康投资的公平性尤其重要,个人健康投资差异应由政府的公共投资弥补,以缩小健康不平等进而缩小人们之间的经济不平等。但是使用收入差距的数据发现,无论私人健康投资还是公共健康投资,都恶化了收入差距,没有缩小人们之间的经济地位差距。政府公共健康投资和居民医疗支出的再分配效应并没有起到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
文章结论如下:
第一,中国存在严重的健康不平等现象。使用健康生活质量指数计算的2006年健康集中指数为0.0217,2000年健康集中指数为0.0163。两个年份的健康集中指数都为正,表明这个变量是亲富人的:2006年集中指数大于2000年,表明健康不平等程度在上升。而且无论采用身体健康指标还是医疗服务利用指标,都证实了健康不平等的存在。
第二,影响健康不平等的因素众多。通过对健康不平等分解发现:受教育程度、就业、户口和卫生服务费用对健康状况不平等有正的贡献,而卫生服务利用和卫生饮用水对健康不平等有负的贡献。通过对2000-2006年健康不平等上升分解发现:户口、人口老龄化、教育程度差异、劳动参与率提高和医疗价格上涨对健康不平等的上升有正的贡献,而劳动年龄人口的增加、卫生饮用水的普及和卫生服务利用可及性提高对健康不平等的上升有抑制作用。所以以卫生服务设施和补贴在内的健康投资是影响健康不平等的因素。
第三,健康通过影响个人在劳动市场的表现进而影响个人的经济地位。研究发现:与健康状况一般／好的人相比,健康状况差的人劳动参与率要低近40％；健康状况一般的人比健康状况好的人劳动参与率低23％。对于参与劳动力市场的人而育,健康状况每变化一个等级,男性的周平均工作时间变化6.48个小时,女性周平均工作时间变化4.12个小时。遭遇健康冲击会导致男性周平均工作小时减少14.02个小时,会使女性的周平均工作小时减少10.62个小时。如果其他条件相同,连续的潜在健康变化一单位,工资率变化0.4％。与差的健康状况相比,健康状况很好／好的人收入要高18％。
第四,使用fields因子分解方法分解2000年和2006年水平不平等,健康对不平等的因子权重分别为1.2％和1.3％。基尼系数从2000年的0.331上升为2006年的0.3715,分解结果表明健康在基尼系数增加中的贡献为9.4％。另一个常用的衡量指标--工资对数的方差从2000年的0.3350上升到2006年的0.4036,健康在其上升过程中的作用为7.7％。
第五,健康投资差异扩大了收入不平等情况,进而拉大了人们之间的经济地位差异。健康不平等的减轻需要健康投资的公平,健康投资分为私人投资和公共投资两部分,通过计算发现城乡医疗保健私人支出比例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距上升大约6个百分点：以农村医疗机构床位数占全部的百分比为代表的农村公共卫生投资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异下降将近9个百分点。总医疗支出后的基尼系数大于之前,医疗支出的再分配效应是-0.258,说明医疗支出再分配倾斜的是富人而不是穷人,社会不平等程度由于医疗支出而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