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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四书疑节》及其作者袁俊翁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学的方法,对《四书疑节》及其作者作了深入系统的研究。论文主要由七个部分组成。前言部分阐述了选题的研究意义,并就研究的现状,包括论文和专著的研究情况进行了回顾。第一章阐述作者袁俊翁的生平行历,因现存有关袁俊翁的资料极其有限,仅据《四书疑节》中的黎立武序、李应星序、彭元龙序和袁俊翁自序等,对袁俊翁的生平作一简单描述。第二章有关《四书疑节》的版本及流传的情况,由两部分内容组成,一是厘清现有的版本情况之间的关系,袁俊翁所撰《四书疑节》的元代初刻本已不见著录,根据《中国善本书目》经部的记载,现存的只有南京图书馆所藏的“吟雪山房”抄本和中山大学图书馆馆藏的《四书疑节》清抄本这两种抄本,以及据抄本而刊刻的四库全书本和豫章丛书本。现在通行的版本主要是清纪昀总纂的《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和《豫章丛书》本。并对于上述两种版本的来源进行了追溯和分析。二是四库本的价值,《四库全书》本与《豫章丛书》本相比较而言,《豫章丛书》本是通行的版本中,无论从语义的通顺还是完整程度方面都是比较好的。当然,也不排除通过全书的校勘,四库本仍然有一定的校勘参考意义。第三章关于《四书疑节》的内容,分为四小节。第一节分析了《四书疑节》内容的分布。从篇幅来看,有关《论语》的问答最多,其次是《孟子》,《大学》、《中庸》的内容相对较少。袁俊翁采取这样的篇幅,一方面是因《四书》的篇幅长短不同而导致的问题的多寡；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袁俊翁对《论语》、《孟子》相对比较重视,以及其对日常的修德、从政之事和谈心论性的注重。第二节分析了《四书疑节》与朱熹编定《四书》的顺序不同的原因。虽然有学者认为袁俊翁颠倒了朱熹编定《四书》的顺序是因为学术见解的不同,《四书疑节》前九卷采取《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为先后次序,我认为是袁俊翁为与后三卷《四书》的比较问答的顺序相呼应而如此编定的。如卷十是《论语》与《大学》、《中庸》分别比较,卷十一是《论语》与《孟子》的比较,卷十二是《大学》与《中庸》、《孟子》分别比较,以及《中庸》与《孟子》的比较。作者应是为了前九卷《四书》的单书问答与后三卷《四书》其中两书的比较问答的顺序相呼应、相协调,才编定了如此的顺序。前九卷这样的编定顺序有利于读者理解后三卷《四书》的比较问答。第三节分析了各卷的体例,指出其优点。《四书疑节》正文采取“标问于前,列答于后”,逐条标目解答的方式,因其贴合元代科举考试的经疑科目的出题方式,有利于学子备考；也因其提问内容指向明确,回答紧扣题目,分析准确,有利于读者理解《四书》本义,有穷理尽性之功。第四节根据《四书疑节》提出的问题对内容进行分类,主要有三类,一是思想义理的分析,二是有关名物考据的问题,三是有关词章训诂的问题,其中绝大部分是关于思想义理的阐释、分析。第四章讨论《四书疑节》的诠释特点。一是探求本义的诠释特点,提问从文本出发,角度新颖,从多种角度提问,如比较文行先后、对比异同等。对《四书》的解释贴合文本原义。不仅阐释文内之义的基础上,并且探求圣贤的言外之意。二是阐发原理的诠释特点。在解释文本原义的基础上,阐发圣贤旨意,传达圣贤的本心。阐述时尊重经典,注重阐发圣贤旨意,不随意穿凿附会。三是诠释时批评时弊。在解释文本原义、阐发圣贤旨意后,加强诠释的现实指导性,揭示学者存在的问题,针对性地进行批评,为其在为人处世上、研究学问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第五章内容主要为通过《四书疑节》看元代的书院制度及教育内容。第一节分析了元代的书院制度及其教育内容。以“延祜科举”为界分别考察,不论是科举未开之前还是已开之后,元代书院都是以理学为教学和学术研究的主要内容。不同的是,科举未开之前,因为宋遗民的存在,元朝政府的文教政策和书院政策积极宽松,以及朱熹及其门人开创的书院独立自主的精神和传统,所以书院提倡为己之学,以促进个人道德修养的提高为最终目的；科举已开之后,元朝政府对书院的管理和控制更严格,书院官学化,在这样的背景下,书院的教育受到科举的影响很深,其中尤以《四书》的教学内容比重为大。第二节分析了作者从辨析字义、明确概念、完整地理解文献的本义等方面,强调完整而全面地阅读和理解经典文献的要求。结语部分,总结了《四书疑节》的学术价值及其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并就后世对该书的引用情况进行了归纳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