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本文旨在为分析中国1950年代的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提供一个新的框架;虽然只是一个特定区域的案例，本文试图揭示的仍是其中的共性或规律。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发展由国家主导，几乎是一条不需证明的公理。当代中国历史上，国家亦曾为寻求不寻常的经济发展而集中了所有的资源，甚至试图在完全公有制的基础上消灭商品生产。对此，顾准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尚未完全确立时就作出了判断:社会主义经济是受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制约的;社会主义之所以存在“商品生产”，应该肯定，其原因是经济核算制的存在，不是两种所有制并存的结果。这就是后人所称的以“单一公有制市场经济”为核心内容的“顾准命题”。也就是说，即便在单一的公有制（如全民所有制）条件下，只要存在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经济仍可以获得发展。有趣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的确证明了这个命题。然而如果该命题成立，新的问题就来了，即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有效与否，不在于所有制结构，而在于是否实行有效的经济核算制。果真如此，“计划经济”就变成一个模糊的概念，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不再泾渭分明。因为计划本身就有指导性与指令性之分。如此一来，又当如何梳理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史？ 这正是本文所探讨问题的逻辑起点。有必要超越简单的“从计划到市场”的思维定势，重新认识和思考新中国的经济发展，把当代中国经济史放在大范围制度变迁的视野内去考察。本文在放大研究视野之后即得出一个不同于传统经济史叙事却更有解释力的新命题。这是本文最重要的贡献。 经济史是经济学和历史学的交叉学科。从研究实质上讲，历史的经济内容与经济内容的历史性之间本无不可逾越的鸿沟。本文提出从技术角度研究经济史，以提供一把打破二者之间藩篱的钥匙;因为技术层面的历史分析，是实现分析框架与史料耦合的恰当路径。研究当代中国经济史必须紧扣时代的整体需求，秉持“理一分殊”的思维理念，在挣脱宏大叙事的革命史逻辑的同时，超越细枝末节的实证。这是本文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本文的研究思路正是基于对经济学和历史学研究范式的双重吸收而展开。经济史理论的解释力建立在史料的基础上，同时又不为逻辑所证伪。本文首先对理论模型作逻辑上的推导，继而将其应用于特定历史时期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技术分析。在技术研究场景下，社会主义改造不能仅被看作一场社会政治运动;它更是一次经济运行机制的持续变革。在政治运动的巨浪下涌动的是经济体制变迁的溪流。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大潮终归是通过具体经济组织的点滴变化得以实现的。再者，私营工商业改造是一场特殊的经济变迁，是国家与经济主体之间的摩擦与互动。这一特性注定技术层面的研究必须重视国家因素。由于在制度变迁的研究中，存在着因变迁主体不同而衡量标准不同的问题。考虑到国家因素的重要性，本文选择以国家的代理人——政府为制度变迁主体，从政府在制度变迁中成本和收益的角度来考察制度变迁的性质。 本文总体上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在检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决定论”的基础上，构建出一个经济权力、交易成本和制度变迁模型，第二部分即运用它来探讨1950年代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增长的性质。对于历史的考察，本文取“深入的横向解剖”方式，在梳理相关横切面实证史料的基础上，形成完整的历史有机体。本文相继展现:追求低交易成本，实施统一、简化的管理模式是计划管理的内在需求;惯有思维的作用，也使得政治话语继续成为经济工作的推动力。政府以税收和财政支出为中心的财政政策，成为撬动私营工商业向国营靠拢的直接杠杆。劳动就业制度的变革产生了成本变动和经济增长的双重外溢效应。商业集中化水平的趋高，使政府不得不面临着合营与发展的悖论。工业生产改组及其绩效则充分显示了经济增长的制度成本。 本文在此基础上得出主要论点:政府通过经济权力的扩大和交易成本的降低，能增加制度变迁收益;随之而来的组织成本的增加则使得政府的制度变迁收益呈“先增后减”趋势。本文采用历史分析的方法证明，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既不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直接后果，也不是出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考虑，而是政府扩大经济权力、降低交易成本，以增加制度变迁收益的行为。这种行为表现在社会主义改造全过程中的行政体系、财税金融工具、就业制度、工商业政策等领域。而组织成本的增加造成了经济利益的“部门内卷化”趋势，产生了内生的组织成本，消耗了制度变迁的收益。随着政府和工商界在“讨价还价”博弈中经济权力的变动，所有制变革已不具有实际意义。当制度运行的成本大于收益时，新的制度变迁开始。本文的结论归结于两个命题:(1)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是经济权力的制度变迁过程，所有制的变革不具有主要意义;(2)交易成本的配置结构决定着经济制度变迁的长期绩效。 本文证明，工商业改造这个看起来没有效率的结果，事实上正是政府受各种交易成本约束、进而努力解决这些交易成本的尝试。至于解决的交易成本内卷化为组织成本，则是政府可以接受的代价。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成本约束会消失或得到缓解，还有一些成本约束存在于那些不再相关的或仅仅是历史事件的突发事件之中。但制度变迁收益的消耗使得组织成本的代价达致极限，整个经济体甚至成为一个“社会大工厂”。经济增长的长期绩效有负无穷的趋势，新的制度变迁不可避免地来临了。 本文揭示出中国经济增长先增后减的源泉是交易成本配置结构;而交易成本的配置则是由经济权力决定的。本文在综合两个理论命题之后，得出经济权力的制度变迁是当代中国经济史的发展红线的结论。所有制的变革并不是主要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最重要的区别乃是经济权力结构的区别。技术层面的制度安排决定了整个经济的均衡结构。本文的分析也证明经济权力天平的倾斜，将导致经济结构的非均衡;经济权力均衡配置的经济必定是多元经济。任何一种所有制一元化的发展路径都是非常危险的。经济权力的均衡应该是博弈的均衡、多元的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