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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历史概念,科举经费产生于明代中叶。在当时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各地在科举考试上的消费日渐奢靡。为了满足奢靡的消费需求,各地官府通过里甲制度向农民摊派各种科举经费。这些科举经费收支运作完全掌控于各地官府之手,明王朝无从管理。这便是科举经费在起源上的“地方化”。“地方化”带来的是各地滥征滥支科举经费,激化了官绅与农民之间的社会矛盾,所以才会出现清初对明代科举经费的大规模改革。经过改革,清王朝初步建立起一个“国家化”的科举经费体系,统收统支的财务制度是“国家化”体系的基础。
从康熙后期开始,针对这一新生体系在运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清朝各级政府分别着力进行了大规模的制度建设。在中央王朝的层面上,它直接对会试举人路费、考官路费、科场经费以及考后赏赐经费等四项体制内的科举经费进行管理和监督,建立起了一整套效率制度；在地方政府的层面上,一方面采取效率制度和宾兴礼仪两种型式管理中央王朝未能直接管理的其他体制内科举经费,另一方面通过建立各种“控资制度”和“控资组织”,尽可能的将官员、士绅和商人的闲散资金转化为体制外科举经费,不断壮大整个清王朝科举经费规模。经过不断的完善与充实,这个日益成熟的“国家化”科举经费体系对于科举考试的正常运作发挥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道光以后,这一“国家化”体系的运作受到了日益严峻的挑战。在政治、财政和社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清王朝对四项主要科举经费的管理和监督日益僵化。然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全社会对科举经费的需求却越来越多。因此,各地体制外的科举经费显著增多。成同军兴后上述两种趋势进一步加强。在咸同军兴的冲击,高度集权的“国家化”体系日渐式微,中央王朝控制的体制外科举经费亦大规模压缩。与此相反,各省不断从各种渠道扩张体制外科举经费,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省已经完全掌握了大多数科举经费的支配权,其控制的体制外科举经费占全国科举经费总额的85％。在晚清货币商品经济的推动下,科举经费的资金来源也从以田赋为主变为以工商业收入为主。各省的地方官员、士绅与工商业人士结成了控制体制外科举经费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重新建立起了一个新的“地方化”科举经费体系,使“国家化”的体系名存实亡。清末,这一“地方化”科举经费体系存在加速了科举制的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