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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城尊经书院是四川近代学术、政治、文化、教育兴起的重要标志,它对晚清巴蜀文化的新旧交割,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近现代转型产生过巨大的推动作用,并形成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尊经书院创始于光绪元年(1875)春,它的创建是四川地方政治的多种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在理念上,创办者以文翁兴学为号召,但在实际操作层面上,则模仿诂经精舍、学海堂的章程制度,试图以经史实学去弥补科举制度的流弊,重振蜀学。在尊经书院的草创之初,张之洞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为书院延聘名师,制订学规章程,购置图书,开设书局,并编写了著名的《书目答问》和《輶轩语》。除此之外,他还慧眼识英才,为四川乃至中国近代发现了杨锐、廖平、张祥龄等数位重量级的政治和学术人才。张之洞的这些努力,扭转了四川地区长期以来衰颓的学术风气,为蜀学的迅速崛起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张之洞离川后,丁宝桢聘请王闿运掌教尊经书院,开创了四川近代学术的一番新局面、新气象。王闿运上任后,除了整饬院规、开设尊经书局以外,最大的功绩是以“湖湘派”的经世学风取代了主讲钱保塘、钱宝宣推行的“江浙派”考据学风,使尊经书院的学术发生了一次重大转向。他的教学特点是“博文约礼”,一方面让院生广泛地涉猎经、史、词章,一方面又以礼学规范他们的行为,二者相辅相成。在王闿运的精心培养下,尊经书院产生了杨锐、廖平、宋育仁、吴之英、岳森、胡从简、刘子雄、张祥龄、戴光等杰出人物,使蜀学名声大噪。
但是,这些院生们的学问偏好和仕途经历各不相同。他们有的顺利考中进士或举人,出仕为官,政声卓著,如曾培、彭毓嵩等。有的考入国子监南学,学问精湛,扬名京师,如岳森、尹殿飚等。有的淡泊名利,从事学术教育,著述等身,如廖平、戴光等；有的则依附显宦,充当幕僚,如杨锐、顾印愚等。但是,无论他们的经历如何变化,他们的思想和行为都烙上了尊经书院的印迹。
王闽运去任后,尊经书院山长由锦江书院山长伍肇龄兼任。伍肇龄-反尊经书院提倡汉学的宗旨,推崇宋学,并在学政高庚恩的支持下编纂《蜀学编》,构建以宋学为核心的蜀学学统。此举遭到以廖平为首的昔日尊经弟子的强烈反对,他们以编纂《十八经注疏》的计划与宋学派对抗。尽管汉学派与宋学派势不两立,但结果却是妥协的,两派互相取长补短,在磨合中初步形成了近代蜀学的规模与气象。
随着维新运动的兴起,尊经书院开始传播新学,精通算术的刘岳云出任山长。但由于与四川学界关系恶化,他掌教仅仅一年就被迫下台。此时,骆成骧新中状元,四川士人声威大振,杨锐、宋育仁等人欲借此机会复兴蜀学。宋育仁原是尊经书院的学生,曾以参赞名义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尊经书院的教育对他的学术思想、诗文风格均产生过重大影响。光绪二十三年(1898),宋育仁重返尊经书院,出任山长。他掌教的这一时期是尊经书院盛极而衰的转折点。宋育仁与廖平、吴之英等人依托尊经书院,创办“蜀学会”、《蜀学报》,以学、会、报一体的方式宣传维新变法思想,与北京的杨锐遥相呼应。宋育仁还从上海等地采购回大批西学书籍,加速了四川内地新学的传播。但是,在如何对待西学的问题上,尊经书院的许多代表人物,例如,杨锐、廖平、骆成骧、吴之英等,完全站在中国本位的基本立场上追求维新,一方面他们都赞成变法,另一方面他们又都不主张西化。他们希望通过“中体西用”、“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实现社会改良。这使他们成为维新派中最为保守的一群人。
戊戌变法失败后,尊经书院开始走向衰落。光绪二十九年(1903),岑春煊下令裁辙尊经书院,将其所有经费并入四川高等学堂。尊经书院虽然在体制上消失了,但是它的影响仍然还在。面对西学的冲击和社会的动荡,尊经后学作出了不同的选择,他们有的成为政治上的激进主义者,如邹容、张澜等,有的成为文化上的激进主义者,如吴虞、吴玉章等,而有些人则持政治和文化上相对比较温和的渐进主张,如蒙文通、李源澄、刘复礼等。
总之,尊经书院建院二十七年间,造就人才无数,对中国近代发挥了重大的影响,它承载了四川近代历史的诸多荣耀与辉煌,凝聚了川人独特的品格与精神,是近代四川地方文化的象征和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