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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基本目标，是对58年-60年饥荒时期的农村基层干部的行为进行分析，回答笔者在田野调查中产生的疑惑：在大饥荒时期，为什么有些村庄干部完全视社员生命如草芥，在自己出生终老的熟人社区中表现得像个残暴的统治者。与以往的研究不同，本文在安徽某村的村落背景内分析这一问题，通过村民的访谈资料和历史文献，详细考察干部和普通农民在村庄权力结构中的处境，试图对具体情境中的行动-事件做出合理的解释。
研究发现，村庄干部打人的恶行最后在村落内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的日常行为。在大跃进时期的高压政治中，暴力的滥用被合法化，上级对下级滥用强制手段，身处层层加压的政治链条中的基层干部自身也沦为对村民滥用暴力的压迫者。而赤裸裸的压迫之所以没有遇到反抗，是因为他们面对的是无论在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很孱弱的农民，政治上的无能为力所致的精神上的绝望在这里是起决定作用的。进一步来讲，滥施权威的恶行之所以普遍化、日常化，与大多数基层干部“无思想”地服从恶的政治权威脱不了关系，本文在这里引入了阿伦特关于“平庸的恶”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