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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我国企业债务水平在过去几年中快速增长，大量夕阳产业通过负债以维持过剩产能，而发展潜能大的优质企业却受限于我国不成熟的融资体系无法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动力，我国企业债务水平陷入结构性矛盾中。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转型的关键时期，降低企业杠杆率成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的“重中之重”。 前人对中国企业资本结构的讨论主要局限于静态模型或含有企业杠杆率滞后项的固定效应模型，忽略了动态面板组内估计量并不一致的问题，研究结果存在动态面板偏差，无法将研究结果精确清晰地呈现。本文在对企业资本结构理论进行系统回顾的基础上，以广义权衡理论为框架，结合我国融资环境特征，对我国企业动态资本结构进行了全面的剖析与探讨，旨在为我国企业高杠杆的发生机理提供学术解释，同时为企业经营者融资决策与资本结构优化提供更为科学的参考。本文获取了2012年至2017年五年间2324家上市公司作为样本数据，遵循理论框架在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多维度挖取变量建立交叉项动态模型，采用样本分组的方法让研究与分析得以落实。为了使研究结果更具说服力，本文一方面建立了新的动态代理模型对部分实证结果进行巩固性的二次验证;另一方面对不具代表性的行业与被解释变量极端值做剔除处理，检验了实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的实证研究主要得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结论:第一，我国企业对资本结构的选择很大程度上遵循权衡理论的逻辑，我国企业的确存在“最优资本结构”;第二，盈利能力与成长性对我国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不符合权衡理论对其的预期，这可能与政府企业保护政策下较低破产成本所引起的银行“惜贷”现象以及高成长性企业为抑制过度投资而进行的举债行为有关;第三，国有控股企业负债水平显著高于其他性质的企业，印证了国有企业因更为宽松的借贷环境而具有更高的负债水平这一猜想;第四，企业非债税盾对避税的挤出效应会因企业对融资需求与环境因素的综合考虑被放大，笔者认为可能的解释是，盈余管理带来的融资成本会使企业管理层在考虑自身融资需求与宏观融资约束后，转而增加对非债税盾节税收益的考虑，降低进行负债融资的积极性;第五，融资需求越强的企业负债融资决策将更少地受到信贷环境的影响，同时融资需求旺盛的企业面临宽松的股权融资环境时“弃债选股”的倾向更为强烈。 本文的稳健性检验为研究做出了新的补充:第一，房地产等重资产行业与科技文化等轻资产行业负债水平波动性不高，其当期资产负债率受前一期资产负债率的影响更大;第二，我国“以抵押为基础”的信贷配给文化使得我国信贷规模对企业负债率的影响力大小与该企业本身在银行信贷市场上的话语权（通常与资产可抵押性有关）具有密切联系。 本文的研究相比已有的文献更具理论逻辑性和模型完备性，模型估计方法方面也跳出静态模型与固定效应面板的禁锢，首次采用系统GMM和工具变量法对模型进行估计，并用样本分组的方式将模型拆分为10个子模型用于分析对比。但本研究仍因权衡理论无法对企业融资决策的复杂过程全然刻画而仍然具有局限性，样本研究时间区间的选择也受数据的可得性影响不尽完美。研究过程中笔者发现了银行“惜贷”现象与制度和企业融资、盈余管理增大融资成本可能造成债务避税效果的挤出等可继续深入研究的延伸点，受时间与篇幅限制未能展开，后续将进一步对相关话题做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