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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处于半城镇化状态的城市流动人口是中国城镇化的核心主体和主要特色，是城乡土地矛盾的重要根源之一；在区域发展和城镇化的内陆化和流动人口返乡潮的趋势下，“流动人口向何处去”的问题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也对中国特色城镇化模式的研究提出新的挑战。很多学者试图通过宏观的政策设计推动流动人口彻底脱离农村、实现完全城镇化，然而，流动人口对完全城镇化的真实意愿如何?这种意愿是如何形成的?又会在相关政策的影响下作何反应?相关研究却十分有限。实际上，城镇化意愿是流动人口对其当前状态和未来打算的综合考量，是对其城、乡两种资源价值的评估和对比，既有主观的理想主义也有客观的理性思考。基于6省12城市2398户流动人口的问卷调查，本文定义了留城意愿、对“耕地换社保”的态度、城市购房和农村建房计划等四个指标，对流动人口的城镇化意愿及其形成机制进行了综合考察。
通过与近30年来几项调查的对比，本文发现了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一些新特征：如平均年龄超过30岁、性别趋于均衡、流动长期稳定等；文化程度、工作质量和稳定性持续提高，收入已达城市工资水平的70％左右；外出务工目的不再完全为了解决家庭基本生活问题，而是大多用于改善住房、增加存款，甚至越来越多的人开办了自己的企业。虽然沿海城市仍是省际流动人口的主要吸纳地，但内陆城市对本省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也很强。通过七维的指标体系，本文对流动人口城镇化进程的评价结果发现：流动人口的综合城镇化水平已达70％左右。尤其是在外务工时间、非农收入比重、兼业行为等维度的城镇化水平都达到或超过90％；核心家庭的举家迁移普遍化，超过2/3的家庭消费发生在城市，对城市的归属感也快速提高；然而，流动人口与本地人的交往并不多，成为流动人口城镇化的最大瓶颈，也导致了流动人口的群体分化。城镇化意愿是考察流动人口群体分化的有效指标，凸显了流动人口城镇化的深层次矛盾；然而，群体分化的根源却在于个体素质和进城务工动机的差异。
流动人口的主、客观留城意愿差异显著：52％的流动人口在主观上有比较明确的留城意愿；如果能够从城市获得一定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3/4的流动人口愿意放弃耕地；但真正已经或打算在城镇购买商品房的只有1/4左右，多数仍是已经或打算在农村老家建房并永久居住。主观意愿与现实计划的差异性能够解释多项调查中矛盾的结果。
大量的就业机会是城市为流动人口提供的最重要保障。由于文化素质的限制，工作质量普遍较低，工资差异也不大，非农工作的状态对流动人口的城镇化意愿基本没有影响；即使务工经历丰富、工作质量较高的流动人口也只是在主观上更愿意留在城市，其实际上的人生计划并没有显著不同。要在城市购房、进而实现完全城镇化，主要还是依靠家庭的资产积累，因此虽然个人属性对流动人口完全城镇化的主观意愿影响显著，但一旦涉及到在城市购房或在乡村建房之类的实际打算，流动人口考虑更多的则是整个家庭的因素。子女的未来是家庭计划的核心，流动人口对子女的教育尤为重视，子女能在城市享受到平等的教育机会是他们对城市福利的最大期待，也会显著地影响他们对完全城镇化的态度。然而，这个目标并不容易实现，日益普遍的举家迁移仍是低层次的被动行为，而非完全城镇化的指示性指标。多数流动人口的人生计划仍然是赚钱给自己或子女在农村建房、结婚，然后回家养老，由子女继续自己一样的人生，这样的人生计划不会受到其自身的务工经历、工作质量和城镇化进程等因素的影响：只有预期子女将通过上大学等途径永久留在城市的流动人口家庭才会实现永久的完全城镇化，但这只是流动人口中的少数。完全城镇化意愿最高的群体是在省内县外务工的流动人口，他们基本脱离了老家的农业生产，又不会感到严重的文化差异，同时生活成本也更容易接受，尤其是曾在省外务工又回到省内的流动人口，城镇化的主观意愿和现实计划都远超其他群体。因此，推动人口流动模式的多元化，改变对远距离省际流动的过分依赖，引导人口的省内城市间流动可能对解决流动人口问题、推动中国城镇化具有重要意义。
所谓“新生代”农民工在观念和行为上的新特征并非仅由时代变迁导致，而是同时受到个人生命周期的影响，后者的作用甚至更大。这个结果对学术界通用的以出生年份在1980年前、后为标志的流动人口代际划分提出了质疑，推导出对其城镇化意愿形成机理的分析要充分重视流动人口自身的个性特征、生命周期和思想形成过程。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本文证实了多指标对城镇化意愿综合考察的重要性，分析了城镇化意愿形成过程中感性与理性、城市要素与乡村要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同时证实了城镇化意愿形成的两阶段特征，即非农工作从根本上决定了流动人口的城镇化状态，并进一步与流迁行为、老家发展等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影响流动人口的城镇化意愿。对流动人口城镇化过程的效率评价结果表明：在两步性的城镇化过程中，每一阶段都存在一些障碍因素，阻碍流动人口的完全城镇化，尤以第一阶段更为严重；且随着非农就业质量的提高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这种无效率现象会更加明显。这种无效率的根源不仅在于制度障碍，更在于流动人口自身的素质限制和流迁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