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悲情到荒诞孤独——刘震云小说主题的悲剧性内涵演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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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学术界对刘震云的小说研究热度不减,研究领域从语言研究到文本研究,甚至还有影视化研究。刘震云以其幽默的风格和反讽色彩在文坛上有着很大的影响。他的作品于荒诞中见真实,同时也贯穿了沉重而灰暗的悲剧性,又让他的作品于幽默中见悲凉。从早期作品的书写苦难和营造悲情再到后期作品的荒诞叙事和孤独呈现,体现的是作者的人文关怀意识,其荒诞不经的文本里还包裹着作者的思辨以及对人的存在和人的价值定位的思考。
  “悲剧性”作为一种审美特征,在刘震云小说里体现的是作者书写关于死亡和生命的悲剧,关于人在苦难命运和陷入荒诞处境的悲剧,还有关于人性探索和找寻的悲剧。纵观刘震云小说,他在前后期作品中对死亡、命运、人性主题有着不断深入的理解和体认。因此,通过分析刘震云小说中的主题悲剧性演变,能进一步探析刘震云悲剧性书写背后所体现的人文关怀。不仅如此,“悲剧性”作为一种艺术特征,在刘震云不同时期的叙事特征中呈现出了不同的叙事特点。
  因此本论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
  首先是绪论部分对新时期文学的悲剧性表现进行大致梳理,由此归纳概括出刘震云作品主题的悲剧性特征。新时期文学的悲剧写作经历了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过程,它由聚焦生活的苦难和悲惨逐渐转向到对人的精神、内心悲哀感受的挖掘,新时期文学悲剧性不断深化,意味着作家们对现代人类生存的关照和对生命意义的关切。在这样的文学背景下,刘震云作品中的悲剧性也随着作品时期而不断深化,由描写苦难的悲情转变为书写荒诞和孤独。
  第一章采用了文本细读的方式,详细地分析刘震云小说主题的悲剧性内涵演变。纵观刘震云的作品,死亡、命运、人性,一直是他书写的主题。在早期作品中,死亡意味着对绝望现实的反抗,它常与“红色的花圈”、“坟”等意象结合,代表着生的希望。然而在书写死亡时,作者常常有一种负罪感投射在人物身上。这种负罪感是与作者对当下现实认识的不透彻、离开家乡的愧疚以及身份焦虑相关的。作者书写死亡,并不仅仅在于书写,还在于通过死亡和死亡之后这一过程而找到负罪感的释放。在后期作品中,作者跳出了生命消逝的意义,而通过呈现死亡的惨象达到对生命的重视和找寻生命意义的真谛。
  再次本文的第二章结合了叙事学、语言学等研究方法,讨论刘震云作品主题的悲剧性写作艺术演变。一方面体现叙事特征上,在早期小说中,刘震云通过营造诗意的氛围和书写悲惨的境遇从而呈现出悲情叙事的特征。并且从叙述视角上来看,这一时期的小说多以零聚焦和内聚焦的写作视角为主,以大量独白和内心细节的描写来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并且刘震云在早期作品中多刻画苦难生存的农民形象以及悲惨命运的农村妇女形象,这也说明了刘震云写作伊始就站在了平民角度来思考问题。在后期小说中,悲情叙事转变为了荒诞叙事。荒诞,不仅是一种生存处境,还是一种叙事方式。在荒诞叙事中,分为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荒诞中的悲悯,第二个阶段是荒诞中加入了各种反讽的手法。随着作者对世界、人生的认识而不断加深荒诞感,作品中的悲剧性也随之增加。另一方面体现在作品主题色彩上,是由暖色调变为了冷色调,随着文本的色彩感减弱,意味着生活的荒诞感和人的主体性地位的隐匿。后期作品呈现的灰色文学意识,不仅仅表现了生活的灰暗和小人物的辛酸命运,还有作者对“人”的追求以及对人性的追寻。
  最后是第三章,讨论悲剧性写作的深层原因。一方面,童年时期的贫困与死亡的体验,亲情的缺失以及对故乡矛盾与焦虑的情感加深了作品的悲剧性。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的责任,更是让他感到书写底层、走向世界的重要性。刘震云笔下的悲剧和他的成长环境以及文学写作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童年的成长经历深深地影响了刘震云今后的写作之路。因此分析悲剧性主题内涵的演变原因就能更加理解刘震云以喜写悲的文学内核以及作者对民族精神的探寻,而这种对民族精神奥秘的揭示与作者对“人”的价值追寻是密不可分的,不仅体现了作者的责任感,也表现了作者对理想精神世界和以悲剧力量反思自身而迈向未来的期望。
  从横向来看,从主题悲剧性内涵到悲剧性写作生成,呈现的是刘震云作品悲剧性意蕴,这也能更加理解刘震云在作品中以喜写悲的价值内核;从纵向来看,前后期作品的演变是作家随着对人生的认识和对世界的思考不断深入而来的。这也体现了刘震云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和寻找“人”的价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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