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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MIT学者Divad Birch在其著作《工作创造的过程》中发现，小企业创造了美国新增就业中的80％。这一成果预见了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创业型经济”。创业型经济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工作岗位创造的主体，从大企业、大机构转移到中小企业和新生企业。
随着创业型经济的兴起，“创业”也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领域之一。其中，最受瞩目的莫过于“创业与就业增长”这一研究课题了。发达国家有关创业与就业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基本上形成了创业与就业增长成正相关关系的结论。面对严峻的就业压力，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让更多的劳动者成为创业者，……，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对于在创业研究领域相对滞后的中国来讲，中国的创业与就业增长有着怎样的关系，哪些因素影响着这种关系是个亟待回答的问题。
立足于改革开放以来创业在中国的发展状况，结合内生增长理论的基本思想以及国外关于创业与就业研究的前沿问题，本文形成了以下三项研究内容：(1)研究影响中国创业活动的经济社会因素有哪些；(2)探索中国创业对就业增长的作用机制；(3)分析影响创业与就业增长关系的调节因素。
本文应用2002-2007年我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三类企业(内资企业、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创业数据，采用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的计量分析方法对三个研究问题进行了回答。结论如下：
首先，研究结果显示创业活动受到地区经济社会环境的显著影响，具有内生性的特征。我国基础设施投资、人均收入和先前的创业对创业活动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伴随中国经济增长而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状况、稳步提高的人均收入水平以及逐渐积累的企业数量，作为内生因素将为未来更高水平的创业活动打下基础。
其次，2002-2007年间我国的三类企业总体的创业活动对就业增长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这种影响是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的有机统一。直接效应主要体现为创业企业自身创造的工作岗位，而间接效应则体现为创业企业进入市场引致市场效率提升、企业优胜劣汰，并最终推动经济总量增长和就业增长。在带动就业的效果上，三类企业存在差异。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创业活动更为显著的促进了就业增长。而内资企业创业活动与就业增长呈统计上的负相关。这表明，在转轨经济条件下，我国民营经济已经在经济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创造就业岗位的主力。
第三，产品种类增加型的技术进步是当前中国创业促进就业增长的主要机制。这一结论也与中国的现实经验相符。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中，企业家活动更多的体现为填补市场空白。这些创业行为丰富了产品市场，满足了消费者需求，甚至创造出了很多新的行业。劳动力需求作为产品需求的派生需求，随着产品品种的增长也得到了增长。
研究结果还显示，创业对就业增长的贡献受到地区环境和劳动力市场因素的调节。技能劳动力、人口自然增长率、基础设施投资、人均收入、先前的创业等因素对创业与就业增长关系的调节效应显著为正。这些调节变量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创业得以开展的地区知识存量，而调节效应的显著性则显示了知识溢出效应对于发挥创业的就业创造功能的重要性。作为劳动力市场状况的标志，工资对创业与就业增长的关系存在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
因地制宜的制定创业激励政策；加强科技成果产业化力度，打通“创业-技术进步-就业增长”链条；实施创业者能力提升计划；营造有利于“企业家精神”发展的社会文化氛围乃是本文基于理论分析和实证结果提出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