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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等值规模是将不同人口结构的家庭实际人口规模转换为以一定参照家庭为基准的标准化家庭人口规模。家庭等值规模充分考虑不同家庭成员的消费异质性和家庭规模经济效应，赋予不同类型的家庭成员以不同的标准化值，是用来解释不同类型的家庭成员为达到相同的消费水平所需的相对金额的预算平减指数。家庭等值规模在国际上被广泛用于不平等、贫困以及家庭福利的测度研究中，包括OECD成员国以及欧盟成员国的多数发达国家将家庭等值规模作为一项重要指标纳入到相关福利政策的制定中，世界银行和联合国联农组织等机构也倡议各国将家庭等值规模应用于收入分配测度的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如土耳其、印尼等也对各国家庭等值规模的测度展开大量研究。而中国对家庭等值规模的研究不够重视，因此造成中国在不平等测度、家庭福利水平评估、贫困的测度及识别甚至税收政策评估等领域的研究都存在着不可忽略的偏差。
在收入分配问题研究中，人均收入和消费是最基本的衡量指标。现有微观数据库中的居民消费项目往往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调查的，通常情况下需要将家庭消费以家庭人口规模为基准转换成家庭人均消费进行测度，但是，家庭中的每个成员并非都具有相同的需求，也并非都享有平等的消费。由于家庭规模经济效应的存在，有些公共消费可以被家庭成员共享，同时，不同的家庭成员因其消费偏好的异质性，当家庭中新增一个额外成人、儿童或是老人时造成的家庭规模经济效应往往是不同的。因此，需要把家庭中不同成员的相对生活成本以参照家庭为基准进行标准化可比折算，这就是家庭等值规模所要解决的问题。
根据研究内容设计，本文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1、厘清了家庭等值规模的理论内涵。本文认为家庭规模经济效应理论是家庭等值规模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而家庭公共物品理论则是研究家庭规模经济效应的根源；消费行为理论是测度家庭等值规模的重要理论支撑，基于消费结构和消费行为的理论推导，为构建恰当的测度家庭等值规模的模型提供了充足的理论准备。
2、从三个方面梳理了家庭等值规模的测度方法。第一，本文讨论家庭规模经济指数的测度方法，从家庭效用和需求弹性理论出发，结合家庭人口结构特征，借鉴Barten模型评估家庭人口规模增加在分项消费和总体消费中体现出的分项消费的家庭规模经济效应和家庭总体规模经济效应。第二，从食品消费的视角，运用恩格尔理论推导儿童等值规模测度模型，研究不同年龄段儿童在家庭中的等值规模。第三，探讨了家庭等值规模的测度方法，主要从与家庭消费行为有关的近乎理想需求（AIDS）模型和二次近乎理想需求系统（QUAIDS）模型展开，在模型中引入反映家庭人口结构的变量，构建家庭等值规模的测度模型。
3、结合中国国情，明确了中国居民家庭是否具有规模经济效应，从家庭总体消费、家庭分项消费以及家庭人口结构的不同角度印证了中国居民家庭存在规模经济效应，为中国家庭等值规模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假设基础，是进一步讨论家庭等值规模的起点，即在家庭规模经济效应存在的前提下，进一步衡量不同人口结构的家庭规模经济效应差异，也就是划分人口结构后的家庭等值规模研究。
4、结合中国家庭人口少子化的实际国情，充分考虑到不同儿童家庭成员的食品消费异质性和家庭规模经济效应，借助恩格尔理论测度了儿童等值规模。基于食品消费异质性视角的研究得到的儿童等值规模整体偏低于家庭等值规模中儿童的等值规模。家庭中儿童等值规模体现了能够满足儿童基本生活保障的最低相对消费水平。基于儿童食品消费异质性的儿童等值规模研究细化了中国家庭等值规模，是对一般家庭等值规模测度的重要补充和拓展。
5、在家庭规模经济效应存在和家庭成员消费具有异质性的前提下，基于CFPS的微观调查数据，采用可迭代的非线性近似不相关回归（NLSUR）估计方法，充分考虑中国居民不同家庭成员的异质性和公共消费物品的规模经济效应，对中国家庭等值规模进行测度，并认为中国居民家庭不同成员的家庭等值规模差异较大。中国老人、儿童、成人共存的家庭模式决定了新增儿童和老人对家庭结构和家庭福利的影响不容忽视。中国独特的家庭人口结构决定了中国家庭等值规模的独特性。
6、实现了中国家庭等值规模的系统拓展应用。本文从三个层面上考量了家庭等值规模的重要意义。第一层面，将家庭等值规模应用于收入分配问题中最基础的不平等测度中。主要选取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评估家庭等值规模对不平等测度的影响，并将消费不平等指数应用于社会福利的衡量中。第二层面，进一步研究了家庭等值规模对贫困测度的重要影响，证明了当衡量货币贫困时忽略家庭等值规模，忽略家庭消费的规模经济效应，会造成对贫困测度指标的高估，从而导致弱势群体分析结果的实质性偏差。第三层面，对个人所得税的再分配效应和公平性做了研究，使用以家庭为个人所得税的课税对象，使用家庭等值规模调整家庭免征额度计算个人所得税，并通过测度MT指数研究纳税对象为家庭时，个人所得税的再分配效应，并通过MT指数从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的角度探讨结合家庭等值规模后个人所得税的公平性。
7、结合研究结论，给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基于家庭规模经济效应应加强消费基础性建设，基于儿童等值规模应构建多层次生育补贴体系，基于家庭等值规模应完善社会福利政策和福利评价体系。
本文的研究具有四个方面的创新：（1）梳理了家庭等值规模的理论和测度方法，明确了家庭等值规模的概念，为家庭等值规模的研究搭建理论和测度层面的框架，弥补中国在家庭等值规模研究上的不足；（2）尝试测算基于人口结构的中国家庭规模经济效应，充分考虑到人口结构对家庭消费的重要影响，结合中国家庭劳动人口结构，测算中国家庭的规模经济效应，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3）利用国际前沿家庭等值规模测度方法，基于覆盖面较广、代表性较强的全国微观层面数据进行实证，综合考量中国家庭人口结构及其不同成员消费异质性，在家庭规模经济效应存在的前提下，尝试对中国家庭等值规模进行测度；（4）对家庭等值规模在中国的具体应用进行了较深入、系统的探讨，包括对收入分配监测中家庭福利测度、不平等和贫困测度指标的修正以及对个税再分配效应测度的调整等。
在收入分配问题研究中，人均收入和消费是最基本的衡量指标。现有微观数据库中的居民消费项目往往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调查的，通常情况下需要将家庭消费以家庭人口规模为基准转换成家庭人均消费进行测度，但是，家庭中的每个成员并非都具有相同的需求，也并非都享有平等的消费。由于家庭规模经济效应的存在，有些公共消费可以被家庭成员共享，同时，不同的家庭成员因其消费偏好的异质性，当家庭中新增一个额外成人、儿童或是老人时造成的家庭规模经济效应往往是不同的。因此，需要把家庭中不同成员的相对生活成本以参照家庭为基准进行标准化可比折算，这就是家庭等值规模所要解决的问题。
根据研究内容设计，本文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1、厘清了家庭等值规模的理论内涵。本文认为家庭规模经济效应理论是家庭等值规模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而家庭公共物品理论则是研究家庭规模经济效应的根源；消费行为理论是测度家庭等值规模的重要理论支撑，基于消费结构和消费行为的理论推导，为构建恰当的测度家庭等值规模的模型提供了充足的理论准备。
2、从三个方面梳理了家庭等值规模的测度方法。第一，本文讨论家庭规模经济指数的测度方法，从家庭效用和需求弹性理论出发，结合家庭人口结构特征，借鉴Barten模型评估家庭人口规模增加在分项消费和总体消费中体现出的分项消费的家庭规模经济效应和家庭总体规模经济效应。第二，从食品消费的视角，运用恩格尔理论推导儿童等值规模测度模型，研究不同年龄段儿童在家庭中的等值规模。第三，探讨了家庭等值规模的测度方法，主要从与家庭消费行为有关的近乎理想需求（AIDS）模型和二次近乎理想需求系统（QUAIDS）模型展开，在模型中引入反映家庭人口结构的变量，构建家庭等值规模的测度模型。
3、结合中国国情，明确了中国居民家庭是否具有规模经济效应，从家庭总体消费、家庭分项消费以及家庭人口结构的不同角度印证了中国居民家庭存在规模经济效应，为中国家庭等值规模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假设基础，是进一步讨论家庭等值规模的起点，即在家庭规模经济效应存在的前提下，进一步衡量不同人口结构的家庭规模经济效应差异，也就是划分人口结构后的家庭等值规模研究。
4、结合中国家庭人口少子化的实际国情，充分考虑到不同儿童家庭成员的食品消费异质性和家庭规模经济效应，借助恩格尔理论测度了儿童等值规模。基于食品消费异质性视角的研究得到的儿童等值规模整体偏低于家庭等值规模中儿童的等值规模。家庭中儿童等值规模体现了能够满足儿童基本生活保障的最低相对消费水平。基于儿童食品消费异质性的儿童等值规模研究细化了中国家庭等值规模，是对一般家庭等值规模测度的重要补充和拓展。
5、在家庭规模经济效应存在和家庭成员消费具有异质性的前提下，基于CFPS的微观调查数据，采用可迭代的非线性近似不相关回归（NLSUR）估计方法，充分考虑中国居民不同家庭成员的异质性和公共消费物品的规模经济效应，对中国家庭等值规模进行测度，并认为中国居民家庭不同成员的家庭等值规模差异较大。中国老人、儿童、成人共存的家庭模式决定了新增儿童和老人对家庭结构和家庭福利的影响不容忽视。中国独特的家庭人口结构决定了中国家庭等值规模的独特性。
6、实现了中国家庭等值规模的系统拓展应用。本文从三个层面上考量了家庭等值规模的重要意义。第一层面，将家庭等值规模应用于收入分配问题中最基础的不平等测度中。主要选取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评估家庭等值规模对不平等测度的影响，并将消费不平等指数应用于社会福利的衡量中。第二层面，进一步研究了家庭等值规模对贫困测度的重要影响，证明了当衡量货币贫困时忽略家庭等值规模，忽略家庭消费的规模经济效应，会造成对贫困测度指标的高估，从而导致弱势群体分析结果的实质性偏差。第三层面，对个人所得税的再分配效应和公平性做了研究，使用以家庭为个人所得税的课税对象，使用家庭等值规模调整家庭免征额度计算个人所得税，并通过测度MT指数研究纳税对象为家庭时，个人所得税的再分配效应，并通过MT指数从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的角度探讨结合家庭等值规模后个人所得税的公平性。
7、结合研究结论，给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基于家庭规模经济效应应加强消费基础性建设，基于儿童等值规模应构建多层次生育补贴体系，基于家庭等值规模应完善社会福利政策和福利评价体系。
本文的研究具有四个方面的创新：（1）梳理了家庭等值规模的理论和测度方法，明确了家庭等值规模的概念，为家庭等值规模的研究搭建理论和测度层面的框架，弥补中国在家庭等值规模研究上的不足；（2）尝试测算基于人口结构的中国家庭规模经济效应，充分考虑到人口结构对家庭消费的重要影响，结合中国家庭劳动人口结构，测算中国家庭的规模经济效应，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3）利用国际前沿家庭等值规模测度方法，基于覆盖面较广、代表性较强的全国微观层面数据进行实证，综合考量中国家庭人口结构及其不同成员消费异质性，在家庭规模经济效应存在的前提下，尝试对中国家庭等值规模进行测度；（4）对家庭等值规模在中国的具体应用进行了较深入、系统的探讨，包括对收入分配监测中家庭福利测度、不平等和贫困测度指标的修正以及对个税再分配效应测度的调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