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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各国中央银行逐渐变得乐于通过中央银行信息沟通的方式来增加透明度，除了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外，各国中央银行正逐步通过信息沟通来加强政策的实施效果。但是，与此相对应的中央银行沟通相关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缺乏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对于我国的中央银行——人民银行而言，近年来，在信息沟通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人民银行的信息沟通与国外央行的信息沟通既有共同点，又有很大的区别，共同点决定了人民银行可以借鉴国外中央银行在信息沟通方面的成熟做法，同时，由于各国国情、中央银行体制及市场环境的差异，人民银行的信息沟通不能机械地照搬国外中央银行的做法，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有重点、有差异、有特色的开展信息沟通工作。 本文主要沿着两条逻辑脉络展开研究，一是围绕中央银行信息供求的均衡展开，研究分析中央银行信息的价值、信息供求的影响因素，以及实现均衡的关键点是什么。二是围绕中央银行信息沟通制度应包含的组成部分展开，这一逻辑脉络以提出并回答问题为导向，解答了“中央银行沟通的信息是什么”、“中央银行信息沟通包括什么内容”、“中央银行通过什么渠道沟通”、“中央银行信息沟通的受众有哪些”四个问题。 本文共八章，结构如下: 第1章，导论。简单描述了各国货币政策操作从注重隐秘化到逐步提高透明度的变化，介绍了中央银行增加透明度的两大标志性事件，即Merrill诉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案和1990年新西兰储备银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实行，从而呈现出中央银行信息沟通在实践上的重要性。与此相对，关于中央银行信息沟通的理论研究却存在一些不足和空白，通过实践和理论之间的不匹配，引出本文中央银行信息沟通的研究视角。在此基础上明确了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以及本文的创新和不足之处。 第2章，文献综述。中央银行信息属于信息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而中央银行信息沟通机制又涉及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因此，本文首先对信息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信息价值和沟通机制的理论进行了回顾。随后，分别从理论研究及实证研究两个角度对现有研究中专门研究中央银行信息沟通的文献进行全面梳理，为后续部分的展开提供必要的理论铺垫。在理论研究方面，库克尔曼和梅尔泽(1986)对货币政策透明度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其后，不同的学者在此基础上，分别从中央银行偏好透明、经济透明及控制误差透明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还有部分学者在库克尔曼和梅尔泽的分析框架之外，从协调博弈、货币政策委员会决策和学习过程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总体而言，学术界对于是否应该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还存在争论，但越是近期的研究越是更多地倾向于支持增进货币政策透明度的观点。在实证研究方面，学者们在研究过程中设计了一些指数和计量模型来度量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实证研究的结果大部分都支持更高的透明度。但由于实证研究起步较晚，研究缺乏基础数据，因此，研究结论的稳健性还有待提高。另外，对于因果关系的研究也有待加强，提高透明度和好的经济表现正相关，但两者之间因果关系并没有令人信服的结论。 第3章，中央银行信息的价值。研究中央银行信息沟通，必须先对其定义进行界定。本文分析了中央银行信息沟通的狭义和广义概念，回答了“中央银行信息沟通是什么？”。进而，从信息经济学的视角说明了中央银行的信息具有正的经济价值。首先，中央银行的信息是一项有用的经济信号，能够影响经济参与主体的决策。中央银行的各项政策措施以及对于未来经济发展的预测等重要信息，受市场关注程度非常高，个人和企业都能从中央银行发布的信息中对经济状况做出判断，中央银行信息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或是间接影响着经济主体的决策行为。其次，中央银行信息能够降低不确定性。中央银行的信息有助于经济主体认识当前的情况，并在此基础上预见未来，中央银行信息在修正不确定性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4章，对中央银行信息沟通的需求。因为中央银行信息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对于消除经济主体决策时的不确定性有着重要意义，因此，社会公众对于中央银行的信息有着强烈的需求。从信息不对称理论来看，非对称的信息会给经济参与主体带来不确定性。中央银行相对于社会公众而言占据信息优势的地位，社会公众需要中央银行及时有效地披露信息，减少因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疑虑和预测误差。从委托代理理论来看，政府作为委托人对代理人（中央银行）的偏好具有不完全信息，中央银行必须通过提高透明度来使委托人具有评判中央银行履职成效的对称信息，透明度是实现责任的途径。从公共选择理论来看，中央银行作为政治机构，政策措施要及时向社会公众公开。通过提高透明度，使社会公众能够行使监督的职能。本章最后分析得出，人民银行信息的需求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类别:金融市场参与者、政治实体、政府部门、社会公众、媒体等，回答了“中央银行信息沟通的受众有哪些”的问题。 第5章，中央银行信息沟通的供给。不同于中央银行信息的需求方的多元化，中央银行是中央银行信息的单一供给方。中央银行信息的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信息沟通制度的建立必须有中央银行本身的迫切愿望。从巩固独立性来看，提高透明度有助于强化央行独立性，如果中央银行缺乏透明度，社会公众就难以得知政府所施加的干预。从预期管理理论来看，中央银行可以通过一定方式影响到经济主体的预期从而实现对于经济主体的预期管理，中央银行相对于社会公众具有信息优势，信息沟通可以有效地实现其货币政策目标。但过度的强调预期管理会导致“预期管理悖论”，即管理市场预期与了解市场预期之间的矛盾，中央银行信息的质量是内生的，中央银行如果试图完全操控市场预期，将会使信息的质量下降。从协调博弈理论来看，由于存在着信息流瀑和群体极化效应，中央银行提高透明度不是简单的信息公开、信息披露，而更要注重考虑受众能否理解中央银行所披露的信息。 第6章，中央银行信息沟通的均衡。社会公众对中央银行信息沟通制度存在需求。中央银行为了实现自身的目的，也需要信息沟通，从而形成对信息沟通制度的供给。对于中央银行信息的需求总是大于信息的供给，中央银行信息沟通制度只能越来越接近均衡水平，而无法完全达到均衡，接近均衡的速度可以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中央银行信息沟通制度并不意味着无限制的透明，其供求均衡关键在于中央银行提供什么样的信息内容。为此，本章首先通过构建模型分析了中央银行信息沟通如何选择内容，从而回答了“中央银行信息沟通是不是越多越好”的问题。 通过构建最优中央银行信息沟通内容选择模型，总结出中央银行信息沟通内容选择方面应共同遵循的基本原则，在披露信息沟通的内容选择上，中央银行应综合考虑信息的准确程度以及经济主体的从众行为的程度。基于上述基本原则，本文分析了中央银行是否应该公布包括其对于未来政策利率走势预测的一系列预期、目标函数、对于产出波动的看法等现实中经常遇到的关于货币政策信息沟通内容选择方面的三个争论较大的问题。 第7章，各国中央银行信息沟通的比较分析。本章使用比较分析的方法，从中央银行目标与职责和信息沟通制度的几个主要方面进行了国际比较和分析。本文认为，只有基于制度是多元化的认识，才能对各国中央银行现行的各种信息沟通制度进行比较，而产生多样化的原因是制度的互补性，也就是说，与中央银行信息沟通制度（如中央银行的所有制制度安排、法定职责和政策目标等）相关的各种制度是互补的，即使是面临相同的市场经济体制，也会因各国内部的制度配置不同而产生不同的中央银行信息沟通制度。随后，选择了四类实施不同货币政策框架的中央银行，即美联储、欧央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央行和日本央行为样本，对其信息沟通实践进行了比较分析。通过比较发现:首先，信息沟通与所有制及货币政策框架没有必然关系。其次，各国央行普遍重视信息沟通的边界。最后，各国央行都是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开展信息沟通。 第8章，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央行信息沟通制度。本章依据新制度经济学中关于制度变迁和路径依赖的理论，分析了我国中央银行——人民银行的信息沟通制度建设问题。由于制度变迁过程中存在着路径依赖作用，在借鉴其他国家先进经验时必须要考虑本国的历史传统和现有制度，而不能简单的进行制度移植。人民银行信息沟通制度的建设可以参考国外经验，但必须与人民银行职能的演进相适应，必须立足国内实际情况，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信息沟通制度。因此，本文研究了人民银行职能和信息沟通制度的演进，以及网络新技术及舆论环境变化对信息沟通制度的影响，分析了当前人民银行信息沟通的主要内容和渠道。对人民银行信息沟通渠道的分析和第7章的相关内容共同回答了“中央银行信息沟通的渠道是什么？”的问题。最后，对于今后如何提高人民银行信息沟通效果，本文给出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