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着强劲的高增长态势，然而在此过程中，经济的高速发展多以消耗大量土地资源尤其是耕地资源实现的，土地在其中扮演者“启动器”和“发动机”的双重角色，形成了独特的“以土地谋发展”的外延式增长模式，严重威胁我国的粮食安全。与此同时，建设用地长期无序、低效、粗放利用，也导致我国资源、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保护土地资源和保障经济发展已成为摆在政府面前的两大艰巨任务。 对此，2008年国务院颁布《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要求严格控制建设用地数量，提高利用效率，以节约集约倒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逐步脱离“以资源换增长”的粗放型发展道路。各地也不断进行试点创新，形成了诸如苏州“三集中”、“三置换”，嘉兴“两分两换”，广东“‘三旧’改造”等特色模式，在旧城改造、开发区建设和农村居民点整理等方面探索出了一系列有效的做法和经验。 已有研究虽然对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的内涵、影响因素和评价体系进行了深入探讨，但关于其形成机理、过程和绩效的分析较少。因此，本研究以节约集约用地示范省广东省“三旧”改造为例，一方面运用制度变迁理论解释其制度创新形成的外部环境和具体实现过程;另一方面结合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和环境库兹涅茨理论从节约效应和集约效应两个层面分析“三旧”改造的制度创新绩效，评价其实施效果，为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模式的实践及进一步推广提供理论依据，对于解决存量建设用地二次开发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进而加快土地利用方式转变、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保障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建设用地制度创新的理论解释部分以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分析方法为基础，构建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制度创新的理论分析框架，结合广东省联滘地区的具体案例，从外部环境变化和集体行动两方面揭示“三旧”改造制度创新的产生原因和具体实现过程。研究结果表明:(1)土地要素相对价格、产权结构、政策法律限制和集体信念等外部环境变化导致原有制度安排变得不相适应，产生低效存量建设用地二次开发的制度创新需求;(2)地方政府、开发商、村集体（村民）三大行为主体通过集体行动进行利益调整和再分配，推动制度创新的最终形成。 绩效评价部分根据EKC模型和C-D生产函数分别构建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制度创新的节约和集约效应理论评价模型，运用双重差分(DID)估计方法，并结合2007-2011年间广州市12个县级市（区）5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在节约效应评价中，“是否参与‘三旧’改造”对建设占用耕地面积的影响并不显著，从效果的持续性来看，到改造第4年才开始出现显著的负效应，原因可能是改造的过程性使其对耕地资源消耗量的影响具有滞后性;(2)对于集约效应，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前提下，“三旧”改造的开展有助于样本区域单位建设用地二三产业增加值的提高。 基于以上研究成果，本文认为:(1)外部环境变化为“三旧”改造制度创新需求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而各利益相关者的集体行动则为制度创新的最终实现提供了重要动力;(2)“三旧”改造制度创新一方面有利于控制建设用地规模，不占或少占耕地，另一方面对于提高存量建设用地的利用效率也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