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郭沫若是20世纪中国的文化巨人,不仅在文学、历史剧、翻译、考古等诸多领域取得丰硕的成果,而且还积极参加革命实践活动,见证和参与了20世纪中国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对其人生道路的选择和文学创作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文学与政治是一对复杂的矛盾体,每个作家都要面对这个问题,在自己的作品中呈现出不同的政治倾向和审美情趣,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和文学潮流,承担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郭沫若的文学创作与时代政治紧密结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追随时代文学的主流,创作出一系列的优秀之作,如诗集《女神》和历史剧《屈原》,也有一些时代颂歌的失败之作,如诗集《百花齐放》。面对郭沫若文学创作与时代政治的密切关系,一些评论家持严厉的批评态度,尤其在郭沫若逝世之后,对郭沫若的批判与反思越来越多,主要集中于建国后郭沫若的为文与从政。面对众多的对郭沫若批评和反思的话语,简单运用庸俗社会学的理论来分析郭沫若的文学创作与时代政治的关系,不符合郭沫若政治思想发展的历程和文学创作的实际,严重扭曲了真实复杂的郭沫若。
为了让更多人认识到更为真实与复杂的郭沫若,本文第一次选择政治文化这一全新视角对郭沫若的文学创作与时代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重新梳理与阐释,勾勒出郭沫若政治思想发展与时代的互动关系、文学创作与政治的结缘方式。通过政治文化这一中介,真实展现郭沫若在20世纪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文化心态,这种心态直接影响到他的文学创作,呈现出不同的时代主题与审美追求。只有把郭沫若的文学创作放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分析郭沫若文学创作的得与失、人格上的一些弱点,才能对郭沫若的文学创作与政治活动进行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还原一个真实复杂多面的郭沫若。
本文由绪论、正文四个章节和结语三个部分组成。
绪论:郭沫若研究话语中的“两极现象”,说明郭沫若研究的巨大分歧与言说空间,尤其对其文学创作与时代政治的关系更是研究的热点与难点。针对郭沫若文学创作与时代政治的研究现状,引入政治文化这一视角,以图进行全新的梳理与阐释,探究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思想和文学创作的真实历史图景,更好地对其进行历史定位和公正评价。
第一章:郭沫若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政治文化传统。中国文学有着悠久的政治传统,到了20世纪,由于现实国情的缘故,文学肩负起思想启蒙与民族救亡的双重使命,文学与时代政治的结合更加紧密,使20世纪成为一个非文学的世纪,文学与政治呈现出更为复杂的互动关系。这对20世纪的中国作家或多或少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郭沫若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郭沫若由于自身性格和所学知识的影响,自小就有一颗强烈的爱国之心,关心国家大事,成为时代的弄潮儿。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普遍传播,郭沫若逐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出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追求与信仰,其思想发展与时代大潮互动,从五四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萌芽认识到大革命时期的发展阶段、抗日战争时期的成熟阶段,直至解放后的同化阶段,其对马克思主义的追求呈现为一个完整的历程。郭沫若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思想变化,其文学观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使其文学创作与时代政治呈现不同的关系,从与时代政治的初步结合,如《前茅》、《恢复》,与时代政治的完美结合,如历史剧《屈原》,与时代政治的背离,如《百花齐放》等,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呈现出不同的政治图景,具有不同的时代主题与审美追求。
第二章:时代政治与郭沫若基本文学观念的历史发展。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阶段性与复杂性,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时代主题,对20世纪中国作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郭沫若面对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主题,结合自己的思想状况和创作实践,进行了积极的响应。五四时期,郭沫若创造出一个时代的“大我”,呼应“人的文学”；20年代以后,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兴起,郭沫若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抗日战争时期,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主旋律,郭沫若在民族救亡话语中提出“人民本位观”,以图恢复中华民族精神,施行文化救国的策略。建国后,郭沫若面对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写颂歌成为郭沫若诗歌创作的中心,也成为那个时代的风尚。通过郭沫若文学观念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20世纪不同时期的历史风貌和时代主题,对作家们的题材选择、审美追求、政治心态和政治思维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三章:郭沫若文学创作中的特定政治意韵。郭沫若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创作具有特定的政治意韵与时代价值,为了实践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这一理论,郭沫若于20年代先后创作了《前茅》和《恢复》两部诗集,很多诗歌都是当时流行标语口号的堆砌,并无太高的艺术价值,而从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来看,这些标语口号诗却是适时而生的,具有重要的宣传与时代价值。抗战时期,郭沫若创作的以《屈原》为代表的六部历史剧,表达了对时代政治和国家命运的焦虑,是其文化救国策略的一次成功尝试,唤醒了广大人民的觉醒与抗争,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建国后,郭沫若创作的众多诗歌,都是围绕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事件而作,诗歌创作成为其政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时代颂歌的出现就是个人对国家话语的认同,显示了当时知识分子的真实心态和文学选择,展现了当时社会的政治思潮与文学的审美形态。文革时期,郭沫若创作了人生历程中的最后一部作品《李白与杜甫》,关于这部著作充满了争议。从郭沫若自身的思想发展历程和特定的社会思潮入手,《李白与杜甫》的创作可谓是作者对自己一生为文与从政的总结,反映了当时特定社会的思潮和知识分子的复杂心态,是后人研究晚年郭沫若的一个重要资料。
第四章:郭沫若文学活动政治阐释的争论与分歧。郭沫若一生参与了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给其带来巨大的个人荣耀,被确立为继鲁迅之后的中国文化界的又一面旗帜；同时,也不断招致后人对其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的批评,这种批评自郭沫若逝世之后更加严重,主要集中于郭沫若建国后的为文与从政,不顾当时的特定历史境况,对郭沫若的一些非常之举大加抨击,并上升到人格的高度对其进行所谓的反思与批判。面对这些批评话语,我们不仅要辨别这些事件的历史真相,还要驳斥有关对郭沫若的批评、指责、污蔑和诽谤。建国后郭沫若的一些非常之举是其一生的不足与瑕疵,并不影响其成为20世纪中国的文化巨人。面对郭沫若这样一个文化巨人,不仅为我们创造了巨大的精神财富,而且他的为文与从政也给当今的知识分子带来诸多的启示。文学与政治如何平衡发展,现代知识分子如何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与批判性,实现知识探求与社会关怀的有机结合,这也是当今知识分子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结语:郭沫若研究中的“两极现象”,严重制约了郭沫若研究的深入与拓展。郭沫若文学创作与时代政治的结合,可谓20世纪中国文学政治全景的一个缩影,对其文学创作的考察与评价要站在时代历史与当时政治文化的角度进行研究,会得出更为丰富的成果。郭沫若作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其文学创作与时代政治的关系、思想的独立与人格的缺陷,对当今的知识分子仍有借鉴意义。郭沫若是20世纪中国文化的一个巨大存在,仍具有言说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