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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论影响了日本诗学的发展，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其发展轨迹在很大程度上暗合于中国古代文论。日本中世文学的“幽玄”理论极具日本民族审美特征。谷山茂博士认为“幽玄”与我国清代的“神韵说”非常相似，而“神韵说”与严羽的“妙悟说”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其源头甚至可以追溯到六朝时期，象刘勰的“神思”说以及钟嵘的“物感”说。陈良运教授在《中国诗学体系论》一书中总结出“五字建构法”，他认为诗的任何一种文体，都不过是“志”、“情”、“象”、“境”、“神”的载体。本文借助陈教授的“五字建构说”，对“幽玄”诗学思想体系的形成进行历史通观性的梳理，并用我国古代文论的话语对其进行诗学阐释。 日本著名学者谷山茂将“幽玄”分成广义“幽玄”与狭义“幽玄”，这种真知卓见为研究中世“幽玄”诗学思想开辟了崭新的道路。日本古代和歌诗人对“幽玄”的论述与解释并不一致，甚至存在前后矛盾的现象，这对后人研究“幽玄”造成了混乱。国内学者在解释“幽玄”时多数只是从审美风格方面进行研究，将其解释为“以悲为美”、“哀婉清丽”、“闲寂枯淡”等风格特点。所以，广义“幽玄”概念的提出，使“幽玄”成为中世日本诗学的最上位概念，将“余情”、“有心”、“景气”、“面影”、“妖艳”等诸多范畴统合在一起，建构成了一个包括本体论、创作论、方法论、风格论、意境论等内容的完整理论体系。 本文用古代中国诗学对其进行理论建构，用中国文论的话语对其做出诗学解释。日本古代诗学的起源在于中国的魏晋六朝文论，对中国古典诗学的解释离不开儒家与道家的经典思想，当然还有后来佛教的禅宗思想;相比而言，对日本中世诗学影响大的则是佛教思想，儒家的政教功用诗学的影响相对薄弱一些，也就是日本中世诗学主要从鉴赏论出发;而中国古典诗学则是道德论与鉴赏论并重，有时则是道德论占据主流地位，特别是宋明理学盛行的时代更是如此。 在很大程度上，中世和歌“幽玄”来源于老庄哲学及佛教思想，其本意是“玄而又玄”的不可言说，类似于中国文论中“诗而入神”的“神”，藤原俊成将其用于和歌评论，提出“余情幽玄”的命题。鸭长明在《无名秘抄》中解释“幽玄体”时说:“不显于文辞之余情，不现于姿之景气”。大意是说“意在言外，情溢辞表”，鸭长明认为好的和歌应该是“余情笼于内，景气浮于空”。这与“神会于物”、“境生象外”等所说的应是同一个道理。藤原定家又推出了“有心论”，它是对其父藤原俊成“幽玄”论的一种深化，“有心”就是有“寄托”，诗美不是靠辞藻的堆砌而体现，“诗缘情而绮靡”，刘勰主张“为情而造文”，藤原俊成的“有心”与刘勰的“情文”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 如何才能使和歌“有心”，藤原定家主张“澄心入一境”，即进入一种“虚静”的审美状态。换言之，“有心”也是一种主体之“神”，类似于“神思”、“神会”;而当主客体浑然一体时，便会“境生象外”。如此一来，“余情”、“有心”、“物哀”、“景气”、“面影”、“妖艳”等诗学范畴在广义“幽玄”的统领之下，建构起中世和歌的诗学体系，而狭义“幽玄”中的“闲寂枯淡”、“清丽远淡”等诗美风格对日本人审美意识的最终形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