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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民作家宫泽贤治的文学具有浓厚的悲哀特色。迄今为止,有关贤治文学的悲哀研究可谓屈指可数,且主要是结合作者悲哀的一生对其进行的研究。笔者认为,贤治文学的悲哀既体现了贤治悲哀的人生,同时,也体现了与贤治生活在同一时代的日本东北地区普通民众的悲哀。 本论文主要以宫泽贤治的少年小说为对象,首先考察了其体现的悲哀,其次探究了其悲哀的同时代特性。选择少年小说为对象的理由如下:宫泽贤治的主要作品多集中创作、完成于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贤治自命名的4篇少年小说,即《银河铁道之夜》、《古斯克·布都利传记》、《风又三郎》、《传说中的广场——波拉农》也创作、完成于此时期。因此,笔者认为,通过考察少年小说的悲哀,能探讨出贤治文学悲哀的同时代性。 本论文首先通过人物考察了少年小说的悲哀,得出结论如下:人物的悲哀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家庭不完整。《古斯克·布都利传记》的主人公布都利10岁便失去双亲,被迫与妹妹离别;《传说中的广场——波拉农》主人公法塞洛父母不在,姐姐是唯一的亲人;《银河铁道之夜》主人公乔班尼的父亲在北方捕鱼,且被谣传进了监狱,母亲因病卧床,唯一的姐姐几乎不曾见面。第二,从事过度繁重的体力劳动。布都利、法塞洛、乔班尼均家境贫寒,为了生计,布都利在天蚕丝工厂和红胡子主人的田野里拼命劳作;法塞洛和姐姐在残暴的地主迪摩的监督下辛苦工作;乔班尼迫不得已清晨派送报纸、放学之后去印刷厂拾铅字。第三,心灵孤独。乔班尼在学校和打工处都受到嘲讽,唯一的朋友柯尔内鲁与他愈行愈远,最终生死相隔;《风又三郎》中的高田三郎转学来到村里,但村童们不理睬他,甚至嘲笑、轻视、指责他;《传说中的广场——波拉农》中丘斯特是有知识的小职员,因此与农民生活于不同的世界,无法加入农民组建的新广场;布都利不善交际,因此蒙受不白之冤。乔班尼、高田三郎、丘斯特的孤独不仅由于被周围的人疏远,其孤独也来源于自身。乔班尼有轻微被害妄想症,排斥与外界接触。丘斯特原本就是一个远离社会生活的孤独的人。布都利10岁便成了孤儿,没有家人和朋友,与外界缺乏交流,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第四,死于非命,少年小说中描写了多人的死亡。青年和姐弟俩、柯尔内鲁、蝎子,布都利及其父母、红胡子主人的儿子,以及法塞洛的父母,他们或溺水身亡,或死于饥饿,但是,均为非正常生理死亡。 其次,本论文探究了少年小说悲哀具有的同时代性,得出了以下结论。少年小说中人物的悲哀,也是与贤治生活在同一时代的日本东北地区普通民众的悲哀。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家庭不完整是当时东北地区普通民众的缩影。当时东北地区自然灾害频发,因负担不起学费而中途退学的学生增多,因低温歉收不得不卖儿卖女的事也并不罕见。换而言之,因自然灾害导致不少家庭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其次,因家境贫寒,被迫从事过度繁重的体力劳动也是东北地区实情的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萧条,社会矛盾激化,为了谋求利润,资本家和地主残酷压榨人民,甚至雇用童工,让其从事繁重体力劳动。而且,工厂倒闭,失业者增多。东北地区也不例外。再次,人物内心的孤独也是东北民众的孤独。东北地区偏僻、交通不便、土壤贫瘠,加之自然灾害频繁,自古以来不受政府重视,因此,无论经济、文化、福利,还是人民的生活水平都远远落后。明治时期的文明开化、大正时期的民主主义浪潮都未能改变东北人民的命运,因此东北地区民众生来具有深深的自卑感。最后,少年小说描写的死于非命反映了东北地区民众的命运。当时,东北地区自然灾害频发,农民因饥荒,只能以树皮、草根充饥,甚至卖儿卖女,饿死也不足为奇。而且,作品中人物的死亡多为自我牺牲。为了他人宁可献出自己的生命,对于当时的东北民众来说,这才是唯一的自我救助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