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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健性，又称谨慎性、审慎性(Conservatism，Prudence)，是会计确认与计量的传统和基本原则之一。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在第l号国际会计准则中把稳健性原则作为选择会计政策的三大要素之一。直观上讲，稳健性意味着会计人员在确认好消息时候对可验证性的要求更高，即对于损失(坏消息)要及时确认而对于收益(好消息)直到有充分的证据时才予以确认。虽然稳健性作为会计原则已经由来已久，但针对稳健性进行的系统研究却直到上世纪90年代各个国家会计准则中越来越多地采用公允价值计价的情形下才开始兴起，且主要集中于规范性的论述，直到Basu(1997)一文的出现为稳健性的实证研究提出了计量方法，国际上才涌现出会计稳健性的实证研究，而我国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李增泉等(2003)首先采用实证方法考察并证实了我国上市公司会计盈余存在稳健性。
在目前企业对外报告体系中，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依然是企业外部投资者判断企业经营状况最主要的信息来源。作为最直观的反映企业一定时期内经营成果的指标之一，会计盈余的信息含量对投资者尤为重要，在盈余质量层面上，稳健性反映为一项重要的会计盈余质量特征。
相关研究发现，近年来我国的财务报告稳健性在逐步提高，这其中可能有两方面因素：
一、外部管制因素的影响，包括会计准则(财政部)、信息披露准则(证监会)及独立审计准则(中注协)等的提高和完善；
二、公司的内部和外部治理机制，包括公司债务、大股东、董事会特征、法律环境等。在一个国家或市场中，外部管制因素大致相同，则一个公司的会计盈余稳健性高低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治理机制。会计盈余稳健性究竟受了哪些治理机制因素的影响，在确定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如何改善和提高企业的盈余质量，国内的相关实证研究较少。本文就是要研究作为一项重要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控股股东，或者说大股东，将对会计稳健性产生怎样的影响。
我国是一个股权高度集中的国家，“一股独大”由来已久且普遍存在，使得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取代了管理者和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成为了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尽管控股股东的存在对公司治理具有一定积极作用，但更多研究指出，控股股东存在的成本可能远大于其益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控股股东通过掠夺小股东——隧道挖掘(Tunneling)产生的成本，而会计盈余就是实现掠夺的载体。壕沟效应(Entrenchment Effect)理论与信息效应(Information Effect)理论指出：当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拥有较强的控制权时，从能力上看，控股股东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影响甚至控制会计盈余的产生和报告程序；从动机上看，控股股东出于个人私利，也会通过影响会计盈余来为其转移企业资源、增加自身财富。因此，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较高时，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较强，对小股东侵占的程度也较高，具备动机和能力通过多发布有利于公司的好消息、隐匿坏消息，逃避监督，谋取私利，从而导致会计盈余稳健性较低。
于是，本文提出假设一：控股股东持股比例高的公司，相对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低的公司，其会计盈余稳健性程度较低。进一步看，当控股股东为国有股东时，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又增加了控股股东的“缺位”，从而在较弱的监督机制下，国有公司管理层操纵利润的能力更大，因此本文提出假设二：控股股东为国有股时，公司会计盈余稳健性程度更低。本文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和控股股东性质两方面度量了控股股东的特征，采用负的经过市场调整的年回报率表示上市公司的“坏消息”，应用并扩展了Basu(1997)模型度量会计盈余稳健性，选取了2001年至2004年四年间所有在上海证交所和深圳证交所进行交易的A股公司共4399个观测值对两个假设进行考察。实证结果证明了本文的两个假设，即控股股东持股比例高的公司，相对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低的公司，其会计盈余稳健性程度较低，且当控股股东为国有股时，公司会计盈余稳健性程度更低，说明较强的持股比例赋予控股股东更大的能力和更强的动机影响会计盈余的形成和发布，抑制了会计盈余及时反映公司的“坏消息”，从而降低了稳健性。
本文的结论表明，针对我国企业目前的情况，为了提高会计盈余的稳健性，使其具有更高的可靠性，既要在各项法规制度上进行约束，使盈余确实能及时反映“坏消息”和实际经营成果，更要从企业内部入手，改变不合理的股权结构，减少股东通过延迟公司内部不利信息的披露程度或较早披露有利信息的行为影响会计盈余从而实现自利的动机和能力。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股权分置改革就是一个重要的尝试。通过改变控股股东的持股份额和身份，提高小股东的制衡能力和积极性，能够从本质上改善和提高我国上市公司会计盈余的稳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