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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易代，变动之大前所未有。文人儒士遭此变局，其命运、心态的变化，其文学主张和诗文创作的变化，以及因此而起的文坛格局的变化，应当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然而这段时期多为治文学史者长期忽略，至今成果甚为薄弱。宋王应麟于理宗宝祐四年(1256)考取博学宏词科，自此任职馆阁，咸淳、德祐间更兼掌两制词命，朝野视其为儒林领袖，时论以苏轼比之;入元后，王应麟深自晦匿，不与世接，以著书育子度日，卒子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东南一带学者因慕其学识而尊之为儒宗。王应麟的这四十年，正处于王朝更迭前后，而他独特的人生经历、丰硕的学术成果，正是观照这一特殊时期的绝佳切入点。可惜的是，王应麟文集散佚严重，文献不足。然“零章断简，固不以残缺弃矣”，对王应麟今存诗文作品展开分析，不仅可以深入这位大儒的内心世界，了解其学术转向的动因，亦可以总结其文学成就，丰富对宋元之际文学的研究，同时，这也是对王应麟研究的完善。 论文主体分为六章。 第一章对王应麟生平事迹进行考辨。王应麟的生平，《宋史》、《延祐四明志》、《年谱》等均有述，然而其对细节多有缺失，且彼此间有不一致处。本章第一节考证王应麟与弟王应凤是否为双生子;第二节则考证其字号究竟为何;第三节则论其家世，分析王应麟在文学和学术上取得硕果的原因，以及为何其在元明间声名不彰;第四节则考其交游，分师承、姻亲、友人、弟子四部分而述。本章的写作目的在于澄清王应麟生平的一些问题，以期今人能更好地了解王应麟。 第二章述王应麟文集的成书、散佚、辑佚情况，以及本次整理王应麟文集所作的工作。王应麟文集有《深宁集》一百卷，《玉堂类稿》二十三卷，《掖垣类稿》二十二卷，三者散佚原因、时间尚无定说。本章第一节推测其书原貌，考证其散佚原因和时间;第二节则叙述王应麟诗文的辑佚情况，诸辑本的原貌、版本;第三节则是本次整理王应麟文集的成果，《词学指南》原附于《玉海》之后，然其当归集部诗文评类，故本次整理将其附入文集，《王尚书遗稿》中诸辑本未收之诗四首、及《全宋文》补辑佚文十三篇和本人新辑三篇，则合而为《补遗》。 第三章对王应麟的公文展开研究。所谓公文，指王应麟代皇帝所草之制、诰、诏，以及其自作表、疏及代父或其他官员所作表，王应麟博学宏词科试题以及进卷亦归入此类。本章第一节述王应麟的词臣经历并将其公文作品制表以编年，在编年过程中涉及到了对张大昌《王深宁年谱》对王应麟作品编年疏误的考证，共订讹误近三十条;第二节则分析王应麟公文的史料价值，主要以制、诏、诰、表为研究对象;第三节则分析王应麟公文的文学价值，分析后发现，认为制诰等文“不足观也”的观点过于绝对，公文中亦有情辞并茂之作。由于篇幅所限，对于露布、檄、箴、铭等文的分析未及展开。 第四章讨论王应麟的记序文。由于王应麟所处时代的特殊性，其文章能流传至今的，多为受人请托而作记、序以及所著书的序言，能真正反映作者性情心态的文字较少。本章第一节考证王应麟记文的创作时间背景，分析其内容，并对比王应麟宋、元所作记文的异同，从而对其心态变化的原因进行揭示，指出王应麟的经世思想已由宋时的治学为家国转变为元时的治学为文化传承，这是一种升华，其可谓明清之际顾炎武“亡国”与“亡天下”之论的先声;第二节则介绍、分析、对比王应麟为他人所作序和自己著述的序言，对王应麟治学心态和诗文理论进行探赜，认为正是经世思想的升华使王应麟的治学心态、方向发生了变化，而王应麟崇陶渊明、杜甫而抑谢灵运、王维的诗学观点则对其学生舒岳祥、戴表元、袁桷有所影响，其或为元代“宗唐追古”理论的渊源之一。 第五章讨论王应麟的七与诗，本章讨论对象是王应麟文集中文学意味最浓者。七是一种古老的文体，在王应麟文集中仅《四明七观》一文，本章第一节对其进行讨论，主要涉及对七体演变的思考叙述和对《四明七观》的解读，《四明七观》作于王应麟入元后的心理困惑期，故这篇文章对王应麟入元后生活方式的选择、治学方向的确定均有所反映，不能仅把它当作方志类之作;第二节讨论王应麟的诗，王应麟的诗虽今存仅十首，然包含诗体五种，且其中亦有佳作。 第六章研究《词学指南》，对《词学指南》的成书、与《玉海》的关系、对宋代博学宏词科的反映、《词学指南》中的文体学理论进行分析。第一节主要讨论《词学指南》的成书及与《玉海》的关系，考证了《词学指南》的成书时间，并认为《词学指南》虽原附于《玉海》之后，然实为专书，当归入集部诗文评，而《玉海》则属子部类书，且《词学指南》卷一所言的编纂理论正是《玉海》的编题分类方法，两者间有理论指导与实践成果的关系;第二节叙述了博学宏词科的发展，重要的是将宋代词科考试的试题、中选者制表附录于后，其或可谓宋代博学宏词科的简史;第三节则分析《词学指南》的文章学，对其所述词学十二体的演变、写作方法、评判标准进行了归纳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