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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了中国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若干问题。运用国际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建立了基于生产工序分工的国际垂直专业化理论框架和模型，理论上分析了中国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基础、动因以及对国家、行业和不同要素所有者福利的影响。运用Hummels(2001)提出的垂直专业化指数，结合我国投入产出表数据测算了中国总体及分行业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的程度。运用计量分析工具对中国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收入分配效应、技术进步效应以及国际收支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
主要结论与观点有：(1)国际垂直专业化由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两方面因素决定的。不同生产阶段既可能存在要素投入比例差异，也可能存在规模经济差异，通常是前者决定了不同生产工序的国别分工结构，而后者强化了这种分工。
(2)对中国总出口以及对美出口中的垂直专业化程度的计算结果表明：无论从行业VSS指标(垂直专业化程度指标)还是总体VSS指标看，近十几年来中国融入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的速度和深度均有显著提高；中国对美出口中的垂直专业化程度相对中国总出口中垂直专业化程度而言更加深入。
(3)在要素跨国流动、贸易投资一体化条件下，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可能会扩大参与国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的相对工资差距。对中国的实证分析表明，随着我国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程度的不断加深，倾向进一步扩大工资收入差距，进而扩大总体收入差距。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大可能反映出我国新的经济发展契机，进而促进产业升级和技能升级。
(4)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过程中的技术转移与技术扩散提高了发达国家的收益，同时促进了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积极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有利于促进我国行业技术进步与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同时这种促进效应与行业特性密切相关。资本密集型行业与出口密集度高的行业表现出相对更快地参与到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中去的趋势，而在这些行业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对技术进步与竞争力的积极影响也更大。
(5)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条件下贸易放大与投资互补效应的共同作用，形成了我国贸易收支持续巨额顺差的独特格局。针对中美贸易顺差的实证分析表明，持续增长的中美贸易顺差是一种从日韩、东盟甚至是美国等国家和地区转移过来的基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结构性贸易顺差。中国通过参与全球化垂直分工虽然在贸易中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机会，但是贸易利得是相对有限的，出口的高速增长主要是依靠出口数量急剧扩张实现的，而欠缺质的提高。
最后，在对理论与实证研究结果的总结与梳理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产业升级、外贸增长及贸易发展战略的调整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