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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生物学在中国的早期发展过程中，留学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从西方引入了近代生物学理论，在大学里成立了生物系，开设了相关的课程，形成了符合当时国情的生物学学术规范，并参照西方发达国家的科研体制，组织了中国自己的生物学学术团体，创办了相关用于科学交流的生物学刊物，使近代生物学在中国逐步形成比较成熟的体制。
首先，本文介绍了近代生物学在中国的最初引进与移植的概况及留学生对近代生物学理论在近代中国传播的贡献，包括明确生物学的概念，确立生物学发展的基础和目标，推动达尔文进化论和孟德尔遗传理论在中国的传播等。
其次，介绍中国近代生物学的早期发展状况。1921年，从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归国的中国近代生物学主要奠基人秉志，在南京高等师范学院揭开了国内自办生物学系的序幕。之后，以留学生为主要力量，全国大部分高等院校都陆续建立了生物学系。1934年，教育部颁布了生物学科研究生教育培养的组织规程，中国近代生物学高等教育的组织、规范和制度在国内基本建立。留学生们是当时首选的师资来源，他们编写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教材，采用当地的动植物资源为标本进行教学研究，使得国内近代生物教育的课程设置、教学目标及其他相关的规章制度等逐渐确立，教学思想、方法渐趋成熟，促进了近代生物学在中国的发展。
第三，归国留学生秉志、胡先骕、钱崇澍等人1922年筹备创建了中国近代生物学的摇篮——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制定了近代生物学早期发展的研究方向，开启了民间科研机构研究生物学之先声。其他主要研究人员陈桢、裴鉴、方文培、郑万钧等归国留学生均不计报酬，在所内埋头苦干，广泛开展了国内各地生物的调查与采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为中国生物的分类学发展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1929年秉志、胡先骕等人在北平创建了静生生物调查所，这是中国解放前最大的生物学研究机关。归国留学生是静生生物调查所的骨干研究力量，在他们的努力下，静生生物调查所在其后的发展中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为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生物学研究中心之一，是最早由政府设立的生物学研究机构。其前身是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后又被扩大为动物、植物研究所两部分。文章主要介绍了在王家楫、裴鉴、罗宗洛等留学人员的带领下，中研院动植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近代生物学本土化方面取得的成就。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从事动植物资源的调查、采集和分类研究，理论与应用并重，有计划地进行了许多研究工作，为中国近代生物学的早期发展做出了贡献。
此外，刘慎谔、张玺、陈焕镛等人领导的北平研究院动物学研究所、植物学研究所和生物学研究所，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和广西大学植物研究所等其他一些研究机构也都以归国留学生为骨干。
第四，通过分析中国植物学会和中国动物学会的发起成立过程，介绍了留学生在中国近代生物学各分支学科学会的创建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留学生是各学会的主要创建人，他们还创办了相关刊物。这些生物学期刊的创建说明中国的生物学研究，已开始逐步走出摹仿学习阶段，近代生物学的发展进程得到进一步推进。
科学普及在近代生物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发挥着关键作用，没有生物学家向公众传播、普及科学的动力作用，生物学的本土化将难以想象。文章在第五章着重介绍了中国科普之父——高士其。他为培植近代生物学在中国的顺利发展所需的不可或缺的社会空气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本文肯定了留学生对近代生物学在中国早期发展过程中的贡献，同时也指出，科学乃铢积寸累之事业，从西方移植而来的近代生物学在中国大地上开花结果仍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