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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要研究的是1919年-1976年中国文学史当中的一个语词——“深入生活”的生成、扩展、理解、阐释、流通和传播的历史也即“深入生活”话语的历史。 确切地说，“深入生活”这一语词是对一系列蕴涵相近的语词丛的总括:如“到民间去”、“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深入群众”、“到群众中去”“到生活中去”等等，它的基本词义关于知识分子从书桌前到工矿、乡村、兵营去的行动——与他们所命名和指认的特定群体如“国民”、“民众”、“大众”、“群众”、“工农兵”、“人民”之间的关系重构行动，它的生成、流变和实践过程寄托着知识分子改造中国和世界的热情、表现出他们对新的生活秩序的规划和想象。在几十年的历史时段内，围绕着它，一系列的探讨和争论不断展开，众多人物的生活位置发生了横向和竖向的大幅迁移，视野和经验产生了深度置换。 一般认为，“深入生活”话语在中国的出场可以追溯到新文化运动时期，可以作为代表的便是李大钊在1919年2月20日(-)23日发表的《青年与农村》一文。“深入生活”作为针对文艺家改造生活方式从而改造文学面貌的发言来自沈雁冰在1921年8月发表的《讲四五六月的创作》。在他之后，随着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俄苏文艺理论的译介，再加上中国工农革命的展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大众文学的倡导，使得文艺家“到民间去”、到群众中去”的呼声日渐增强，为数众多的文艺家和革命家都参与了中国的“深入生活”话语的思考和论证。 作为中共领袖人物明确地向文艺家们提出“深入群众”的号召是1936年11月22日，在保安举行的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毛泽东明确了文艺家要“要到前线上去鼓励战士，打败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他们的光荣任务是“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稍后随着大批的文艺家来到陕北延安，中共领袖在与许多文艺家密切相处的过程中，逐渐丰富了这一思想。加之抗战的爆发，社会的动荡，使得文艺家被抛离了原有的知识分子的生活轨道，走入了民众之中，关于“深入生活”的种种探讨也就更为深入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总结和提升了“深入生活”的思想，以中共的政党资源和组织资源作保证，通过《讲话》的贯彻执行，“深入生活”终于成为文艺场域当中的支配性话语。 由于毛泽东的巨大影响，使得一提到“深入生活”，就仅仅将其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联系起来，几乎没有人去注意所谓‘深入生活’其实是对“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的最丰富的源泉中去”等表述的概括，在毛泽东“到群众中去”话语的背后，有着丰富的知识和伦理资源作为支撑。 从它被使用的频繁程度，以及与文学、文化、思想、政治的密切关联，影响范围之广、之深，持续时间之长而言，“深入生活”无疑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当中的一个关键词。 第一、它展示着知识分子对其生活意义和价值的理解，对其社会角色和使命的规划。深入生活，实践与民众关系的平等理想，是他们意欲改造生活、塑造新抱负的必然途径。 第二、它构成了中共政党“深入群众”意识形态和政治伦理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动员民众参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活动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三、围绕着它进行的声势浩大的行动和一系列的阐释、论证和争辩，都与特定时期的文学的功用和特征的想象密切相关，这不能不深影响到中国文学的主题、题材、形式、语言等方面的整体面貌。 后毛泽东时代对于“深入生活”的综合审视和整体梳理并未展开，对此进行的系统规整和研究，呈现“深入生活”的话语如何生成和扩散，如何形成为统治性话语，从而深刻地影响了知识分子的生活及中国文学的面貌的过程尚未有人做过尝试，将在论文中着手理清深入生活的知识基础、阐释的秩序空间、生长脉络，及围绕它进行的种种争论和斗争，以摆脱日常思维的望文生义的误解。具体地说: 第一、勾勒词语在不同用例中词义的承袭和变化。 第二、说明词语意义的‘定型过程’，以及这些意义经由种种既定的言说，表述及特殊的制度化情景而不断进行的再生与流通过程 第三、把握意义言说背后的隐含动机和意识形态意图，呈现权力所在和权力分配机制、利益的争夺和关系的重组。 在梳理这个关键词生成扩展的脉络的同时，还将在论文中深入论证的核心假设是: 第一、“深入生活”的意义建构和行动展开并不仅仅源于毛泽东和革命政党对于知识分子的控制，也是源于革命政党与知识分子的共谋，来源于知识分子的群体冲动。 第二、作家群体的构成是异质的，其中有着多种多样的争斗形式，“深入生活”是他们为夺取文艺场域中的位置而必须争夺的符号资源。 第三、“深入生活”的展开依赖“人民文学”目标的设定与追求。 对这样一个关键词展开梳理和研究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但其理论和实践意义也是无疑也是很大的，“深入生活”的话语实践曾是知识分子为民众而奋斗的一段重要历史的表征，重温“深入生活”这一号召，它在使命感和社会目标两方面，可以为今天的人们提供了有力的的理论和实践参考依据”。